20世纪英国著名话语理论家I.A.理查斯对西方修辞思想进行了反思,提倡用其“意义理论”来改造和替代西方传统意义上的修辞研究。本文重新审视了理查斯的这一理论举措,对他的“新”修辞思想提出质疑和批判。理查斯反对古典修辞研究范式。他认为由于词义的误解而导致交际失败才是当代社会所有矛盾的根源。然而“旧修辞”主要研究演讲的效果,因此它与现代社会大不相关。所以,他把自己倡导的新修辞定义为“对误解的研究及其解决的方式”。这种新的修辞理论的主要研究对象是词义。然而,这种“新观念”与其说解决了问题,不如说造成更多困惑。比如,理查斯把词义作为修辞研究的对象这种做法正当吗?消除误解就能解决社会问题吗?传统的修辞真的失去它在现代社会的作用了吗?为了回答上述这些问题,本论文从西方修辞的视角重新分析了理查斯的意义理论,并得出理查斯的意义理论缺乏正当性和可行性的结论。理查斯未能意识到词语的意义受到其交际语境的制约,是通过说话者与听众的互动实现的。论文从修辞三要素(即语境、说话者和听众)入手,在解剖理查斯意义理论的同时,对上述原理进行论证。在此基础上,论文指出消除误解并不能解决社会矛盾,因为语言与权利、利益密切相关,并非一种中立的工具。为了支持这个论点,论文进一步分析了语言与权力、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最后,论文指出理查斯之所以在修辞思想上出现了上述种种偏差,原因之一是他深受科学主义的影响,未能认识到修辞的真正本质,因而对二十世纪初叶的话语语境作出误判,提出所谓“修辞衰亡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