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大多数西方国家普遍陷入了财政危机、管理危机和信任危机的困境中,这些现实压力对西方各国政府的管理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面对全球化的国际环境和国内行政管理的困境,西方大多数国家开始了新一轮的改革实践,即新公共管理改革。新公共管理改革推崇市场化的机制运作,主张将竞争机制引入政府管理中,建立“顾客驱动”的政府。此次改革是对传统公共行政模式的反思和超越,有利于克服官僚制的弊端,并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行政成本,提高了政府管理的效率。随着改革的继续深入,新公共管理的模式也渐渐不能适应改革的发展趋势,在实践中出现了政府机构“碎片化”的弊端,政府部门内部、部门之间以及政府部门与第三部门之间的合作变得困难。因此,政府职能和权限的重新定位,以及各方之间的合作和协调成为了政府改革的新议题。以“整合”和“协调”为主要特征的“整体政府”改革模式应运而生。英国布莱尔政府执政时期进行了相关的改革实践,布莱尔上台执政后,面对国内的经济困境、政府机构和人员膨胀等问题,加上信息化时代对政府管理提出的新要求,布莱尔政府对撒切尔时期的改革进行重新审视,并进行了“协同政府”改革,后又进一步发展为“整体政府”改革。我国在行政改革方面较西方起步较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后进行过6次政府机构改革。这几次改革在精简机构、提高效率、部门整合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总的说来还是没能走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机构改革的形势依然严峻。我国自2008年以来开始了“大部制”改革的探索,我国的大部制改革与英国的“整体政府”改革有一定的相似性。因此,本文试图对英国“整体政府”理论与改革实践加以梳理和总结,并结合我国政府改革的实践,总结出可供我国借鉴的经验。本文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介绍英国“整体政府”改革的兴起,总结和分析了“整体政府”改革的渊源和背景;第二部分介绍了英国“整体政府”改革的基本内容。从改革进程和整合方式两个方面进行详述,并结合英国纳税服务协议的案例进行补充分析;第三部分主要结合“整体政府”改革实践,将“整体政府”改革的基本核心要素概括为核心能力、组织架构、权力配置、工具支撑四个方面,最后从五个方面介绍了对我国政府改革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