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妮莫里森惯用犀利的笔触揭示黑人性及其背后的政治性，不管从何种角度论及她的系列长篇小说，“历史”都是始终无法避免的话题。国内有些学者指出，莫里森作品中的主人公们饱受精神创伤和历史记忆的困扰，只有再次面对甚至浸润其中，黑人民族才能摆脱噩梦获得主体身份。这种以精神分析为主导的解读具有一定的科学依据和积极成分，然而笔者更倾向于广阔灵动的后现代历史语境，认为将莫里森作品纳入到海登怀特、琳达哈钦等人的理论框架下加以考察，能够有效突破传统历史阐释的单一性。怀特的新历史主义理论和哈钦的历史书写元小说，洞察到文学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学性，从而打通历史书写和文学创作之间的藩篱。首先，莫里森将作品建立在历史和现实的基础上，强调历史对于当下存在的重要意义。她的每部小说都与美国黑人的重大历史事件相呼应，比如蓄奴制、南北战争、黑人从南方到北方的大迁移运动、种族隔离制度、民权运动等等，这在强化莫里森作品后现代语境的同时，也使得小说的通俗性得到加强，从而超越晦涩难懂的后现代先锋派元小说。其次，莫里森采用异彩纷呈的手段，达到自我指涉、自揭虚构的目的。不可靠陈述、多声部和多视角叙述、反侦探小说模式、魔幻现实主义手法等，揭示了文本中普遍存在的虚构特质，作为小说纹理的历史书写也随之失去客观性和真实性，从而凸显了元小说的特征。再次，历史的阐释性和主观性暴露出社会权力关系和书写者的意识形态，历史书写实际上是政治和文化的角斗场。莫里森批判了“蓝眼睛、白皮肤”审美观的虚幻性，表明“疯癫”是主流意识形态赋予某些畸零人的强制性标签，本质主义则是白人实行霸权统治的话语建构；她还解构了消费主义社会富足和安康的假象，展示了“美国例外论”的荒诞不经。既然历史书写具有叙事特点，那么边缘化的弱势群体就可以用自我的小叙事，对官方的宏大叙事进行颠覆和重写，彰显少数族裔的话语权和内心诉求，以此获取文化身份和社会认同。莫里森作品的后现代历史书写，渗透着历史互文、自我指涉、意识形态、权力关系、主体身份等重要概念，为黑人民族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