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革命以来,全球滋生了对能源爆炸式的需求。工业化的迅速发展消耗了大量化石能源,也带来了全球气候变暖等一系列环境问题。能源、资源、环境等约束不断凸显,进入到高质量发展阶段的中国工业经济应如何应对生态挑战成为我国日益重要的议题。环境经济学家试图通过改善生产结构来降低环境成本,因此,制造业服务化越来越多地被提出作为减少碳排放的解决方案。为了厘清控碳责任,探索更精准的控碳策略,贸易隐含碳相关研究应运而生。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由贸易重塑的国际分工体系将环境资源在全球范围经济体间进行高效配置,由此导致的环境成本空间转移在制造业领域尤为显著。“生产与消费分离”现象的出现使得消费者责任在碳排放的直接统计中隐形,贸易隐含碳将二氧化碳沿全球价值链回溯分配,计算出通过贸易转移的隐含碳排放,为探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提供研究支点。传统文献对于制造业服务化的研究侧重于经济层面,少部分针对环境影响的研究也偏定性而缺乏定量证据。本文基于贸易视角探讨制造业服务化的环境影响,构建制造业服务化对碳排放影响的理论框架,进一步细分两种贸易隐含碳,在利用投入产出分析法测度和观察制造业服务化的基础上,渐进式地实证检验制造业服务化对制造业碳排放和两种贸易隐含碳的影响,主要得出如下结论:（1）观测期内制造业服务化程度总体上升,发展中经济体的制造业服务化程度大幅落后。在制造业产值不断提升的情况下,发展中经济体的制造业碳排放大幅增长,但发达经济体制造业碳排放不增反降。环境效率的巨大差异背后是技术差异与污染转移。两种贸易隐含碳中,制造业贸易隐含出口碳反映了一国制造业在全球出口中付出的环境成本,发展中经济体贸易隐含出口碳高于发达经济体,且差距逐渐扩大,说明世界贸易里发展中经济体承担了更多环境成本。而制造业出口贸易隐含碳则反映了一国制造业出口中全球付出的环境成本,全球制造业出口贸易隐含碳总量持续攀升,说明碳产业转移极可能导致全球污染扩散。（2）制造业服务化与制造业碳排放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即随制造业服务化程度的提升,制造业碳排放先增长后降低。粗放型增长阶段,服务化对扩规增产的作用超过了提质增效的作用,促进了制造业碳排放的增长;而进入到集约型增长阶段后,服务化对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作用则实现反超,最终推进了制造业降碳。基于经济体的异质性,制造业服务化对于产业规模较低、污染依赖度较高和发展水平较低的经济体的碳排放影响更为剧烈。实证检验还证明,制造业服务化在放大产业规模对碳排放的提升作用的同时,抑制了产业结构污染依赖度提高对碳排放的提升,从正反两面对其他影响碳排放的因素进行调节。（3）作为碳排放的一部分,制造业的两种贸易隐含碳与制造业服务化之间也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但二者的曲线拐点有明显差异,贸易隐含出口碳的拐点较出口贸易隐含碳明显提前。即随着制造业服务化程度提升,贸易隐含出口碳将首先随之降低,而当制造业服务化程度进一步提升后,出口贸易隐含碳才会随之降低。基于经济体异质性,制造业服务化对于贸易规模更大、污染依赖度更高及生产技术水平更高的经济体影响更为剧烈,这些经济体也更能率先跨越拐点位置进入到贸易隐含碳的减排阶段。此外,制造业服务化放大了贸易规模对贸易隐含碳的正向作用和生产技术水平提升对贸易隐含碳的负面作用,抑制了高污染依赖度产业结构对贸易隐含碳的正向作用。（4）随制造业服务化程度上升,中国的贸易隐含出口碳随之下降,但中国的出口贸易隐含碳却在随之上升。中国的制造业正处于由粗放型经济向集约型经济转型的阶段,在全球价值链中从污染产业的接收方向污染产业的转移方进行角色转换。其中,针对行业异质性的检验显示,高碳排放制造业的发展较慢,甚至仍处于贸易隐含出口碳随制造业服务化程度上升而增加的阶段。此外,制造业服务化对两种贸易隐含碳其他影响因素的调节作用均以抑制为主。本文可能的创新点有:（1）将制造业服务化的环境影响拓展到贸易领域,基于贸易视角构建了开放贸易下制造业服务化碳排放影响的理论框架,并为其提供来自实证检验的证据支撑。（2）首次区分贸易隐含出口碳排放和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从逻辑上归纳统筹两种贸易隐含碳的概念。（3）区分制造业服务化对两种贸易隐含碳的不同影响,并从全球角度和单一经济体角度分别进行实证检验,将基于跨国面板得出的普遍结论与基于中国面板得出的针对性结论有机结合。（4）对观测对象进行了时间和空间上的拓展,提供了更新更全面的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