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论战是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中到60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件大事，其影响非常深远。中方参与论战在当时环境下确有其必要性。从苏共对斯大林的完全否定，“三和”理论和“两全”思想动摇了马列主义的理论基础这个角度来讲，论战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维护马列主义旗帜和反击修正主义倾向的需要，从苏联20大之后实行的路线所造成的消极影响来讲，论战是为了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健康发展；从苏共的一系列损害中国利益的做法来讲，论战是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的需要。至于对这次论战的实质，它即不是双方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也不仅仅是意识形态之争。国家利益的不同是论战发生发展的极其重要因素，毛泽东的第一次莫斯科之行，在维护国家利益方面与斯大林的冲突埋下了对苏反感的种子，为后来的论战产生留下了阴影。在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来看，全面否定斯大林，就是否定苏联社会主义事业已经取得的伟大成绩，这将导致对当时中国所刚刚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否定。中苏在台湾问题、中印边界冲突和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上的争论真实地反映了两国在维护各自国家利益方面上的冲突。分析中苏两党在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和平过渡以及南斯拉夫等问题上的争论，我们不难发现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总是纠缠在一起，国家利益总是掩盖在意识形态冲突之下并加深了意识形态冲突。无论是从论战的全过程，还是从论战焦点的背后事实和论战对后来双方国家行为的影响来看，国家利益之争始终贯穿于其中并成为论战的实质所在，只不过是以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来表现罢了。中苏论战的内容非常之广，也非常复杂，但即使是这样，中苏之间的论战还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主题，那就是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展开的。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差异是中苏论战的根本因子，其实，斯大林问题之所以会成为论战的导火线，并成为焦点问题，中苏论战之所以会全面爆发，其重要因子也就在于此，长期以来，斯大林是社会主义的象征，他所创立的苏联模式成为当时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唯一可借鉴的建设模式。在所争论的众多复杂问题中，“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争论的核心，在整个论战过程中，尽管由于中国共产党没有听从苏共的指挥，苏共采取了一系列激化矛盾的行为，所有这些只是苏联为报复中国而采取的“惩罚”措施，虽然它使论战的主题显得更加复杂化，但并没有改变论战的主题。而论战的后果更直接反映了这次论战的主题。这次论战不仅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健康发展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同时也给双方的国家利益都带来了很大损失。这次论战给我们最深刻的启示是：第一，要科学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我们必须根据实践的变化来发展马克思主义，一切从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时代的特征和本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第二，在对外交往中必须正确处理党际关系。要正确地看待意识形态的分歧，要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事务”的原则来发展同各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第三，建设社会主义要根据自己的实际。中苏双方在论战中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问题上都表示出了脱离本国实际的严重错误。在论战中，两党对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上都固守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的设想，从本本出发而不是从本国实际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