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银行业的经营环境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一方面,资本市场不断壮大,非银行金融机构也快速发展,对银行业产生了来自金融市场的外部竞争,金融脱媒的现象愈发明显;另一方面,银行机构的数量也急剧增加,呈现出以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为主,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共同发展的银行业市场结构,银行业内部的同业竞争态势也日益凸显。同业竞争与来自金融市场的竞争并存且相互交织已成为我国金融发展中的独特现象,与其他国家银行业所面临的竞争态势具有明显的差异。双重竞争约束下银行的运行情况呈现新的变化,因此,研究双重竞争影响银行经营行为的理论机制,对提升银行业经营水平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就竞争对银行体系的影响而言,以往学者存在截然相反的两种基本理论判断。但就我国银行业的经营现状来看,一方面,近年来我国银行业的利润实现快速增长,意味着银行业经营取得了较为正面的成果;另一方面,银行业的经营风险累积也成为诱发系统性风险的重要因素,意味着银行资源配置效率存在不足。那么“竞争有利论”和“竞争不利论”都难以完全解释我国银行业经营态势发生新变化的客观现实。因此,现有研究缺乏对竞争约束下银行经营行为存在结构性分化的分析判断。同时,学者通常忽略了金融脱媒对银行的竞争效应,或者仅对不同竞争进行“分割式”处理,以识别不同竞争的异质性影响效应,但却忽略了同业竞争与金融脱媒存在着协同性的典型事实,因而难以发现双重竞争具有与同业竞争完全相异的作用机制。最后,学者也未能回答银行为什么会继续容忍竞争产生的不良后果,是否存在相应的纠正机制。本文尝试回答以上问题。基于我国双重竞争的特殊性分析,双重竞争的相互交织与强化将发生“化学反应”,产生复合效应和叠加效应。其一,当两种竞争交织时,同业竞争促使银行竞相争夺客户资源并形成稳定的银企关系,但是关系金融中存在的敲竹杠问题与预算软约束问题,导致银行和企业都存在对市场型金融工具的需求,引致明显的金融脱媒。双重竞争的复合效应导致银行的经营理念发生显著变化,使得金融脱媒扭转了同业竞争影响银行行为的作用机制;其二,当两种竞争独立发展且政府控制并干预了竞争的演化进程时,两种竞争都会促使银行增加对国有部门的投资,双重竞争的叠加效应将放大竞争对非国有部门的金融排斥,但是会导致银行特许权价值变动,银行为了维持牌照价值,政府强化对其的指导与监管,进而改变了银行的经营理念。鉴于此,本文构建了二元结构分析框架。叠加效应与复合效应都将改变竞争的性质,使得竞争的本质从关系型金融竞争转变为商品化金融竞争;竞争的形式从存量竞争转变为增量竞争、被动竞争转变为主动竞争、规模化竞争转向产品创新竞争;竞争的特点从完全数量竞争转向以数量竞争为主、价格竞争为辅。因为竞争的性质改变,将导致银行资产端、负债端、业务端结构发生显著变化,进而影响银行的经营目标（理念）。一方面,银行的内部结构变化降低其边际收益,促使其经营目标愈发偏向于个体收益最大化。银行在利益驱动下会产生自我逐利行为,使其经营逻辑由“保守且稳固市场份额”转变为“激进且扩张市场份额”,但是过度逐利行为会得到政府干预的纠正,形成“审慎的”经营行为;另一方面,内部结构变化削弱银行的特许权价值,为了维护牌照价值,银行的经营目标转向承担金融支持经济发展的宏观责任,其经营逻辑由“侧重收益”转变为“注重安全”,形成稳定的经营行为。然而政府的强监管虽然会降低银行的损失成本,但却提高了资本的机会成本,其经营逻辑从“节约成本”转变为“隐蔽逐利”,出现“规避型”的政策应对行为。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是:第一,双重竞争对信贷效率具有结构性影响。基于双重竞争的协同效应和叠加效应,银行资产端与负债端行为发生分化,分别产生资产端信用下沉、负债端融资方式创新的行为,进而银行资产端信贷产出的效益、以及银行负债端资金投入的成本发生显著分化,银行业的信贷效率具有结构性变化的态势。实证表明:（1）双重竞争促进信贷利润效率的提升,而对信贷成本效率具有抑制作用。具体作用机制为,双重竞争通过提高贷款利率弹性来提升利润效率,而通过提高利息成本来降低成本效率;（2）异质性分析表明,双重竞争对国有大型银行的信贷利润效率促进作用更为明显,而对中小银行的信贷成本效率抑制作用更为显著;（3）双重竞争对信贷利润效率的促进作用强于对信贷成本效率的抑制作用,进而银行可以维持高负债成本的经营模式;（4）拓展性分析表明,政府干预会扭曲双重竞争对信贷利润效率的积极效应,但是金融制度环境的改善会强化竞争对信贷效率的正面效应,而房地产等宏观调控政策会提升信贷利润效率。第二,双重竞争对银行风险承担行为产生结构性影响。基于不同风险承担行为的差异,双重竞争的叠加效应导致银行负债资金的来源结构不稳定,强化了银行通过期限错配进行逐利的主动风险承担行为;而双重竞争的放大效应将放大银行对非国有部门的信贷排斥,使得中小企业信贷配给加剧,从而引入政府干预来缓解信贷市场失灵,这强化了银行在政府干预下的被动风险承担行为。实证表明:（1）双重竞争加剧银行的主动风险承担行为,期限错配程度的提升造成加权风险资产比率提高;（2）双重竞争在政府干预下强化了银行的被动风险承担行为,但是银行获得政府的显性风险补偿和隐性担保,造成不良贷款率下降;（3）双重竞争会放大银行总体的风险水平,原因是竞争约束下主、被动风险承担行为使得银行综合化经营的态势愈发凸显,导致风险形态发生变化,出现资本不足的机构风险与信息透明度不足的市场风险并存的局面,进而放大总体风险;（4）作用机制表明,信贷约束成为竞争影响风险承担行为的重要机制。双重竞争通过信贷约束放松并加大了可贷资金规模,从而提高主动风险承担水平,但由此产生的风险累积将引入政府监管干预,导致银行的信贷约束收紧且可贷资金规模下降,在政府的担保下,将资金投放给中小企业并降低了被动风险承担水平。第三,双重竞争通过表内、外渠道对银行绩效产生结构性影响。基于表内外业务特征的差异,双重竞争的协同效应在导致信用业务扩张的同时,通过引入金融科技和风险转移机制,提高经营能力和风险管理能力;而双重竞争的破坏效应使得关系融资破坏,基于关系融资开展“交叉销售”产生的非利息业务变得极不稳定,银行非利息业务从“传统型”转变为“影子银行型”,加剧管理难度并提高风险。实证发现:（1）双重竞争通过表内信用下沉至信贷长尾市场,以“以量补价”的策略实现总利息收入的增长,提高了经营管理绩效、风险管理绩效和经风险调整的综合绩效,表内渠道体现普惠金融的特点;（2）双重竞争通过传统非利息业务和影子银行式的表外业务增加,造成银行经营管理绩效、风险管理绩效和经风险调整的综合绩效下降,表外渠道体现了影子银行的隐匿性;（3）两种渠道存在一定的联系,即当表内渠道受限时,表外渠道作为表内渠道的“掩护”,在“会计账户转移”机制下,表内渠道转变为表外渠道,实现表内资产的表外化。由此,银行开展非利息业务的目的并非完全为了实现收入结构多元化来提高绩效,而是为了规避表内信贷业务受到的强监管约束实现监管套利,银行能够容忍表外渠道对绩效的负面影响;（4）整体来看,由于利息业务的占比较高,双重竞争有利于提升银行绩效。本文的创新点是:第一,双重竞争所产生的“化学反应”使其具有完全相异于同业竞争对银行产生的作用机制,其协同效应通过拓宽企业融资渠道的选择权,使得资金市场从单一竞争约束下的卖方（供给主导）市场转变为双重竞争约束下的买方（需求主导）市场,导致银行经营理念发生巨大的转变——求稳经营转变为冒险经营。因而以金融脱媒为表征的来自金融市场的外部竞争起到了重要影响作用。因此,需要立足于颇具中国特色的双重竞争现实背景,从双重竞争对银行产生的双边效应分析经营行为的变化;第二,仅从总体效率的角度来判断竞争与效率的关系,与银行效率存在结构性变化态势具有一定的偏离。应基于双重竞争导致银行资产端与负债端产生的异质性行为,分析银行信贷效率结构性分化的现象,应重视双重竞争的“结构特征”与“存款再转移特征”所导致的存、贷款发生量与价的同时变动;第三,不能仅从银行总体风险的结果导向视角来判断风险的变化,而是应该基于银行自我逐利与被动反应两个行为的差异,从行为导向视角来分析银行风险承担的结构性变化;第四,双重竞争约束下非利息（表外）业务并未对银行绩效产生范围经济的正面效应,它只不过是利息（表内）业务的一种“变通”,难以导致银行收入结构的多元化。本文解释了表内外渠道的关联性,进而回答了银行为什么能够容忍非利息业务对绩效的负面影响结果,原因是银行为了实现套利。总体而言,本文的研究结论意味着,从银行发展来看,加大金融市场对中小企业的支持,促进金融体系向金融市场主导型转变;深化中小银行改革,促进其对区域性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从银行经营来看,改善银行体系的公司治理,降低社会资本进入银行业的门槛,发挥银行体系的比较优势;依托金融科技提高银行的多元化经营效率,增强竞争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