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局是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协助中央处理法制工作事宜的办事机构,其前身可追溯至清末设立的宪政编查馆和内阁法制院。在袁世凯当政期间,法制局官制案先后历经四轮修正,其主要职能和人员配置也随政局发展不断演化。作为民初撰拟律令规章的核心机构,法制局先后参与并草拟了中枢和地方各级各类官制草案。这些草案往往会在不同时段、不同机构辗转腾挪,而由此产生的文本差异往往暗含了局势、实力和各方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进而对民初政治走向产生深远的影响。此外,法制局还会同司法部,持续推动司法独立进程。无论是其附属机关法典编纂会,抑或是参与司法官员管理制度的变革,法制局都竭尽所能,在理想和现实中折衷定制。由此看来,在袁氏统治的四年间,法制局草拟了大量新律新规,确立了中华民国的基本架构,为现代法治国家的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新旧制度的纠缠,各派政治势力间的争执与博弈,又将法制局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漩涡。法制局的工作人员多为精通法政知识的留学生,但面对主政者确定的立法原则和国家的现实,这些法律精英们又不得不将当权者的意旨法律化、条文化,法律法令随政局变迁反复修正,为袁世凯毁法造法、复辟帝制大开方便之门。而所有的原因,归结到一点,均为转型时代的特性所致。与其说是法制局自身的局限,毋宁说是过渡时代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