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改革开放20年来，随着我国体制的改革、文化形态多元化发展和大众传媒(特别是电子媒体)的普及，直接以大众作为消费群体的大众文化相应地突现出来，并且广泛而深刻地影响和左右着人们的生活。在我国现实社会生活中，大众文化的崛起已经成为一个令人注目的事实，它迅速地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本论文主要围绕三大问题展开：第一，大众文化产生的背景与条件，它是文化形态和价值观念的独立发展?还是伴随着经济与社会结构的转型而出现的必然现象?第二，大众文化的具体特征给大众带来的影响，尤其是生活方式方面的影响。即大众文化作为大工业时代文化生产工业化和商品化的产物，它是如何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甚至人们的情感表达方式的?它是如何满足消费大众的需求的?第三，如何充分发挥大众文化的积极作用，如何对其消极性进行有效控制。大众文化对传统文化、高雅文化带来哪些影响?它对整体文化系统的取向与空间的影响是否有必要进行控制?如何控制? 对于大众文化的研究，最初的经典文本来自于法兰克福学派，本雅明(W.Beniamin)对机械复制时代的文明的阐释，霍克海默(M.Horkheimer)和阿多诺(T.W. Adorno)对资本主义扩张时期的“文化工业”的批判都构成了当代大众文化研究最主要的理论基础。他们对大众文化持批判主义或悲观主义的立场。而以霍加特(R.Hoggart)、威廉斯(R.Williams)和汤普森(E.P.Thompson)为代表的英国文化研究，认为大众文化在当代社会具备了合理性和必然性，它是社会文化当代转型的结果。另一方面，随着大众传媒的发展，对于传媒和受众的研究也成了大众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笔者认为大众文化在西方是原生的、内生的，大众文化在西方的兴起有其深刻的历史社会背景，是西方社会的文化、心理、经济、政治等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在我国，大众文化的传播和蔓延则是内外合力的产物，加上我国特殊的国情，使得我国的大众文化缘起有着不同于西方的社会发生条件和历程。首先，我国经济的腾飞为大众文化的发展奠定了丰厚的物质基础；其次，以白领一族为代表的人众群体兴起成为人众文化的消费主体；第三，人众媒体成为人众文化的批量生产和迅速传播的重要载体；第四，对外交流的加强、文化与生活形态的多元化发展则为大众文化在我国的兴起创造了宽裕的社会空间。第五，曰常生活的相对非意识形态化为大众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宽松的环境。 大众文化是大工业时代文化生产工业化和商品化的产物，当它面对的是我国的消费大众时，它的特征上便不可避免地具有多样化和本土化的性质。综合而言，我国的大众义化具有其独特性。笔者认为，主要表现为：其一，大众义化在我国的发生和发展，因其文化语境的复杂性，以及产生大众文化的社会复杂性，从而获得了异常丰富的表现内容和形式，文化的历时性和共时性在我国大众文化的快速发展中得以充分展现；其二，我国大众文化虽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基本上仍处于起步阶段，并且具有发展上的不成熟和不平衡性；其三，我国大众文化的产生与发展与西方相比，只有短短二十年的时间，我国自己制造的大众义化产品还不能满足都市人众的需要，在技术手段和积累的文化传播优势方面我国的人众文化都要远远落后于西方，因此，我国大众文化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具有后发性特点；其四，当代我国大众文化具有世俗性特点。在分析当代我国大众文化的特征的基础上，笔者还对我国现阶段的大众文化发展的具体形态作了小结。 由于大众文化的娱乐性、流行性和大众参与性，也使得大众文化天然地更贴近人众群体的生活，它向人众群体的心灵或隐或显地渗透某种伦理情感，灌输一定的思想倾向和人生态度。换句话说，大众文化已经成为许多人实践和追随的一种普遍的生活方式。笔者认为：在我国，大众文化是对生活方式的一种描述；大众文化通过大众媒体传递与扩大了它的影响与作用，它以商业化的形式来塑造一些流行时尚，从而对大众群体的生活方式进行引导；而大众文化奉身亦是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 笔者在对我国当代大众义化的兴起、特征及表现的研究、分析基础上，对当代我国大众文化进行了反思，探讨了当代我国大众文化的积极意义及其负功能，并尝试地提出了我国转型期的大众文化发展的对策，使之既具有赢利性、世俗性、娱乐性，又有理想追求、价值底蕴并与意识形态相合拍，实现对我国当前大众文化的全面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