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城流动背景下的家庭变迁--一个农民工家庭的社会学考察

来源 :苏州大学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shuimolanting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本文以一个农民工家庭为个案,考察乡-城流动背景下的家庭变迁。以往相关研究,大部分只关注家庭流动的结果,而忽视过程;关注结构性原则,忽视行动与情感,这就导致在家庭变迁研究中,看不到流动给家庭成员互动及协商过程带来的具体影响,忽视了个人在家庭变迁过程中的能动性。因此,本文综合利用家庭变迁理论和生命历程历程理论,结合个人打工史与家庭结构变迁,找到家庭、个人在社会宏观政策变迁下的结合点,清晰地展现个人与家庭在社会变迁下的行动,通过家庭关系适应性调整,适应家庭结构和家庭功能的变迁,并最终在流动的背景下保持和谐的家庭关系。
  研究发现,第一,1990年代,家庭成员流动决策的形成是流动夫妻综合考虑宏观人口流动政策和依据家庭内经济发展状况的结果,因此,家庭成员通过家庭内部的协商过程,使单人流动向双人流动转变,并在家庭结构上形成留守家庭、隔代家庭、异地团圆家庭等形态。
  第二,离散化是农村家庭人口流动最显著的特征,空间的分隔造成代际支持中缺乏对留守老人的日常照料,影响父母与留守儿童之间的亲子关系,并在一定时期对夫妻亲密关系造成不利影响。然而,流动夫妻通过与兄弟姐妹等家庭保持良好的关系,实现了在隔代家庭对留守父母的照料。同时,隔代家庭中的留守老人有意识地加强与周围亲友的友好联系,以获得应急性的支持,维持家庭的功能。其次,处于城市单人流动期的丈夫,扎根城市学技术,既为了夫妻城市团聚,增加情感互动,也为了获取夫妻双人打工收入,改善家庭经济。
  第三,流动背景下的家庭关系,通过家庭成员之间关系的调整回应了家庭结构、功能的变化,家庭关系调整的主要目的在于实现家庭整体的利益,完成家庭的功能。这主要表现在,流动夫妻与留守父母之间的关系通过确认家庭整体利益,传统孝道文化有利于促成和谐的家庭关系。其次,和谐平等的夫妻关系基础主要通过夫妻对流动目的的确认,即外出打工是为了子女教育、实现家庭温饱。另外,夫妻在实际的相处中,注重夫妻对家庭内务的合理分配,依据时间便利性等原则,促成了和谐的夫妻关系。最后,亲子关系的调整在波动中向总体和谐方向发展,亲子之间通过多样化的沟通方式、调节亲子相处目标等手段,增进彼此理解,最终使亲子关系度过危机,并为后期形成和谐的亲子关系打下基础。
其他文献
随着市场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不仅在基础设施建设上落后许多,在思想、文化等层面也体现的尤为明显。乡村在社会不断的发展中逐渐落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逐渐趋于不平衡,乡村社会有效治理何以可能成为难题。
  在乡村治理这一领域,国务院正式将人才振兴作为乡村发展的关键目标,主要目的是将“新乡贤”这一群体纳入乡村治理,以激发乡村社会内生动力为基础,协调乡村各方面发展,保障乡村社会自运行,以期实现乡村振兴。
  本文从国家与社会理论出发,从当前乡村的发展现状出发并结合当前国家对
1978年中国实施改革开放,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发展上,虽然国家层面的发展布局与改革战略是城市与农村兼顾,近乎同时开始城市与乡村体制改革的,但由于“农业哺育工业”的整体规划,尽管农村积贫积弱的局面在一系列农业产业结构和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后有了一定的改善,但从现实来看,相比于城市的发展而言,农村的改变在很大程度上是滞后的,农村内部的变化相对缓慢,农村贫困问题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发展目标和政治承诺的“最突出的短板”,为此,2014年中央以精准扶贫的形式开展扶贫工作伊始便旗帜鲜明的指出“脱贫攻坚最主要、最艰巨的
为了加快贫困地区扶贫开发进程、缩小东西部发展差距,我国于1996年开始实施东西部扶贫协作,由中央确定协作的东部省市,地区扶贫协作的具体内容和方式由协作双方商定。随着我国区域发展和战略布局,东西部扶贫协作关系的不断调整,多层级互动,在协作机制上逐渐实现全覆盖,由最初的省市之间的帮扶发展到村村结对,更加有针对性地开展帮扶工作。
  本文以贵州省开展村级对口帮扶的深度贫困村G村为案例,运用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构建了“影响因素-手段-过程-目标”层次的可行能力分析框架,分析了该村贫困人口的可行能力以
中国是特殊的人情社会,人情作为一种社会道德规范,引起学者的广泛关注。目前,许多研究都注重对人情功能的探讨,对人情差异的关注并不多,有关代际人情差异的研究更是稀缺。在现有的代际人情差异研究中,多为宏观层次的描述性研究,微观层次的阐释性研究较少。总的来讲,现有研究指出:一是获致性的次级关系逐渐占据人们的关系网络,人们的社会关系变得更加理性、正式和科层化;二是大部分学者都试图建立宏观的乡村社会结构,在此之中谈论人情差异;三是农村子辈建立了功利性的个人关系网,人情成为实现短期利益目标的工具手段。上述研究主要存在两
巫术在大小乡村角落里逐渐复魅,是一个不争的社会事实。以往对乡村巫术复魅的理论解释包括两点:一是权力场域论,它关注的是外部权力环境的变化对宗教发展的影响。二是生态失衡论,其关注中国传统宗教与巫术崇拜之间此消彼长的结构性关系。上述两种理论都关注“结构”、“权力”等宏观因素,而巫术崇拜复魅是一个个信客参与的结果,这种微观解释上的乏力,使得我们不得不把视野聚焦于宗教市场理论。
  宗教市场理论中的皈信理论,由三个相互联系的命题构成,其内在逻辑是:首先个体从理性角度出发,为了积累社会资本而加入宗教,其次是注重
当前我国注册护士数量已经超过了445万,护士是个规模庞大的职业群体,更是医疗卫生专业技术人员的中坚力量。尽管国内已经研究了制造业工人、国企工人、建筑工人、酒店服务员、家政工、外卖骑手甚至是网约司机等各种职业群体的劳动过程,但是对护士群体劳动过程研究甚少。因此本文对G市三甲公立医院G医院X科室的进行了实地调查,采用参与式观察法和访谈法,聚焦于该公立医院护士的工作现场,运用劳动过程中的控制与抗争的理论视角,以国家干预与护士具体劳动过程的互动为切入点,试图揭示护士群体的劳动过程。尤其是近几年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
随着政府绩效评估研究的推进,第三方评估逐渐进入学者们的视野,但是既有的经验研究要么主要是聚焦于政府绩效评估背景下政府内部的各种权力的分配:要么是关注评估过程中上下级政府间互动和博弈过程或央地关系,鲜有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分析绩效评估过程中各方行动主体的关系及互动过程。而本研究则试图将精准扶贫第三方评估置于基层贫困治理的场域中,分析第三方力量的介入对于精准扶贫考核评估中各行动主体关系和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影响。
  本文在基层贫困治理的情境下构建了“技术霸权-双重压力-行政动员”这一分析框架,希望通过结合精
非正规经济占据着整个国民经济的较大比重,在社会运行中扮演着降低失业率,保持社会稳定的功能。非正规经济的发展变化与地方政府的介入和管制息息相关,地方政府对非正规经济的治理状况反映了整个时代的发展特征和现代化过程中政府的治理能力。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转型,非正规经济呈现出与城市发展秩序不兼容的特征,地方政府逐步介入非正规经济并对其进行管制。本文以河南省A市的无证载客三轮车为个案,探究城市现代化过程中地方政府对其的治理策略和无证载客三轮车市场的兴衰。
  本文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地方政府对无证载客三轮车治理的实践
互联网的出现改变了各类社会组织的结构及社会交往的模式,进而引发了整个社会结构及其组织方式的重塑与重组,带领我们进入一个全新的“虚拟社会”。伴随着粉丝影响力的扩大及粉丝产业渗透力的增强,粉丝已依托虚拟社群形塑出一种新的互动模式。在以往有关互动的研究中,互动理论涉及的大多是面对面的互动过程,极少涉及非面对面或以某种技术媒体为中介的互动。然而,互联网的兴起使得身体不在场的互动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因此,如何认识及解释这一新的互动类型就显得尤为必要和紧迫。本研究将以“Jay2u歌迷会”社群为例,探究社群中粉丝参
中国的朝鲜族是由朝鲜半岛地区迁移而来的一支跨境民族,在新中国成立后被识别为中国的少数民族之一。随着区域经济发展与人口流动加速,朝鲜族群体的文化传承、社会交往、族群认同等层面都表现出新的时代特征。本研究以全国最大的朝鲜族聚居地——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简称延边)为目标区域,并以美国社会学家戈登提出的同化/融入模型为分析框架,对延边90后朝鲜族青年进行半结构化访谈与深度观察,尝试对这一代朝鲜族进城青年社会融入的进程进行分析。同时,也对朝鲜族青年社会融入的基本表现、整体性特征、影响因素等内容进行梳理总结,并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