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中国出现了新的用工形式和多元化用工的主体,劳动关系日益复杂,南海本田事件及其后出现的罢工潮,为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带来重大挑战,在这一背景下,研究如何解决劳资纠纷具有重要意义,其中,工资集体协商是有效手段。文章首先对工资集体协商的国内外研究进行评述,并将关注点集中于中国的工资集体协商实践。系统论述了中国工资集体协商的两个阶段,党政调控和工人行动下的工资集体协商。在党政调控的工资集体协商阶段,国家实行指标化管理,工资集体协商通过量化指标的分解层层下派,集中体现为集体合同和集体协商的覆盖率。从数字上看,中国的集体协商无疑是成功的。但存在协商过程缺乏博弈,集体合同文本化,可操作性差,各参与主体对集体协商的满意度低等问题。在中央指标任务下达以后,地方层面通过召开工作会议,制定配套政策,创新工作方法等方式进行回应,其功能更多体现在保障集体协商的开展,监督审核集体合同,对具体协商过程作用不大。企业工会和企业管理者负责工资集体协商的具体落实,工会的依附性困境和企业方对工资协商的错误认识使得集体协商流于形式。南海本田罢工开创了中国工人集体行动启动工资集体协商的先河,此后,中国工资集体协商不断走向制度化和规范化。在这一阶段,工人诉求由维护合同、工资、加班费、工作条件等权利争议转向争取工资增长的利益争议,行动方式由法律行动转向集体行动,出现了常态化、连锁化、组织化的集体行动。地方政府处理劳动争议的指导思想由“维稳”向“维权”转变,形成了“上代下”的工作方式。这一阶段企业工会在工资集体协商中不断成长,由最开始的被动协商,到主动出击,再到劳资双方互利共赢,工资集体协商实效性不断增强,逐步走向规范化。中国工资集体协商政策的推行具有碎片化威权主义的特征,地方党政、企业工会(工人)、企业方任何一方主体都缺乏独立执行政策的能力,政策的推行必须在多方主体的协商合作中才能完成,需要综合考虑劳资政多方利益。同时,协商过程是多个主体讨价还价的过程,最后建立共识,工资集体协商推行的每一步都需要不断反复这一过程。在这一理论框架下,文章构建了工资集体协商的分类模型,设置了“党委和政府支持力度”“工会(工人)与资方力量对比”两个维度,将工资集体协商分为形式型、半形式型、对抗型、合作型四种类型。其中,地方政府对工资集体协商的不同态度主要与中央政府的政策倡导和地区的阶段性主要矛盾相关,工会的力量则取决于工会的代表性、民主性和工人的组织性力量和结构性力量。广州市开发区、萝岗区是广东省乃至全国的工资集体协商示范区域,文章选取了萝岗区四个典型个案,具体比较四种类型工资集体协商的不同要素,并分析其产生机制。最后,论文从研究对象、研究视角、分类模型三个方面对文章的创新性进行说明,同时提出了理论层面、数据层面、个案典型性论证的不足,构建实效性、可持续的工资协商制度是未来的重要方向,论文的研究或许能够为未来中国工资集体协商改革提供依据,为未来走向何种工资集体协商模式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