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研究了近代上海社会福利制度产生、发展的过程以及该制度积极作用和不足。论文分为四章，第一章研究了近代上海社会福利制度的背景；第二章研究了该制度确立过程和内容；第三章研究了近代上海社会福利制度的实施效果和困局；第四章是对近代上海社会福利制度的评价。第一章研究了近代上海社会福利制度建立的背景，分为福利制度建立的动因和基础两个部分共两节。第一节为动因部分，首先介绍了自1843年上海开埠之后的巨大变化，即经济结构由农渔业为主转变为金融工商业为主，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原有的社会经济结构被打破，大量的农民走向城市，进城之后的农民变成了产业工人，他们的原有土地保障不再存在，城市生活的多变性使他们生存的社会风险大大增加。因此，在传统的依赖于土地和家族的社会安全保障体系已经被打破、新的社会保障体系却不能马上建立的现实情况下，新的问题也随之产生，大量的工人因工致残进而导致生活贫困，迫于生计的他们不得不铤而走险，违法犯罪行为层出不穷，社会秩序也因此开始混乱，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矛盾。在此背景下，为维护城市社会稳定和发展，当时的政府必须开始着手建立新式的社会风险保障体制。其次，回顾了近代西方社会福利制度形成的历史发展过程。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开端是英国在1795颁布了带有社会福利色彩的《济贫法》以及修正案对失业的工人和困苦的人们进行必要的救济，从此改变了先前贫穷是由于个人原因造成的，政府无需进行救济的观念。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真正开始是17—18世纪德国颁布一系列的旨在保护工人、残疾人、低收入者福利权益的社会保险法的出台，虽然初衷是为了维护统治，但是这一制度的确立却有着积极的意义，保险制度使人们在因公害事故、健康不良、失业、家庭生计承担者死亡，或因任何其他不幸使收入受到损失等情况下，不至于沦为赤贫。再次，介绍了西方福利思想的西学东渐和近代上海的新兴社会力量对于建立社会福利制度的呼声。西方社会福利思想是伴随着传教士传教活动进入中国的，传教士通过兴办福利机构解救人们疾苦的方式进行传教，其福利救助理念和做法深深影响了当时先进的中国人，如张謇、熊希龄等人，他们通过兴办新式福利机构的方式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福利模式，由此西方的社会福利思想在中国逐渐传播开来。近代上海是全国最为发达的城市，知识精英汇集，面对传统的安全维护体系不能解决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的社会现实，他们开始大声疾呼，通过著书立说等方式介绍西方的社会福利制度，并且建议政府接受和采用西方的社会福利理念和做法，以解决社会危机。但是在1927年之前的上海地方政府对于西方社会福利制度更本没有兴趣，即使采取一些措施时也是迫于形势，并无多少实质的内容，有时甚至对于工人日益高涨的维权行动进行镇压。第二节介绍了近代上海社会福利制度形成的基础。首先，本文回顾了传统中国社会福利思想和实践的历史发展过程。社会福利制度虽然是在近代西方工业化过程中孕育和发展的，但具有社会福利色彩的理论和实践在中国古代已经出现，我国远古时代就有“有无相贷”、“疾病相救”的思想，封建王朝的统治者也进行了一些社会福利实践，如建立福利机构对社会弱势群体进行救助，在灾荒年份赈济灾民等。古代思想家理论和封建统治者和做法为近代上海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提供了思想和实践基础。其次是南京国民政府为近代上海社会福利制度建立提供的政治和立法基础。国民党在取得政权之后想要维持其统治地位，必须顺应民意满足人们对于新的社会安全维系机制的渴求。秉承孙中山先生关注“民生”的理念，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开始模仿西方的社会福利模式建立专门的社会福利事业管理部门并且颁布实施了一系列社会福利法律制度。南京国民政府的社会福利机构设置和法律颁布实施为近代上海社会福利制度建立提供了政治和立法基础。转型社会中产生的大量问题呼唤新的个人安全维护机制的出现，西方社会福利思想的传入和先进中国人的努力探索、古代中国的社会福利思想和实践和南京国民政府的社会福利法律的颁布和机构设置为近代上海社会福利制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基础。第二章研究了近代上海社会福利制度的确立和内容。分为该制度确立的过程和内容两个部分共两节。第一节为制度确立过程部分，首先介绍了1927年-1932年上海社会福利制度建立的过程和经历的曲折。新建立的上海市政府，成立了专门的社会福利实施机构并且颁布实施了一系列福利法规，上海的社会福利制度在继承和创新的氛围中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1932年的“一·二八”爆发使初见成效的社会福利事业又几乎退回到了1927年之前的水平。其次介绍了社会福利事业的恢复和发展，随着上海建设年的到来，上海的社会福利事业开始复苏，从1935年到抗战之前有短暂的发展，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第二节为福利制度的内容部分，文章从劳工福利、儿童福利、职业指导教育和社会服务四个方面论述的近代上海市的社会福利制度内容。首先，赋有现代性的劳工福利。劳工福利现代性从法规和内容两方面体现的，法规方面，颁布了明确政府在保证工人最低工资、工作时间、劳动保险和失业救济等方面的责任《上海劳资调节条例》，上海市还出台了两部专门的劳动保险的地方性法规：《上海特别市职工待遇暂行规则》和《上海特别市职工退职待遇暂行办法》标志着上海劳工社会福利制度正式形成；内容方面，劳工福利包括工人失业救济、工人储蓄和保险、教育、医疗卫生和住宅等五个方面，其中很多做法做具有现代性和创新性，如上海市实施的职工储蓄办法成为了南京国民政府制定劳工储蓄法律的参考。其次，内涵丰富的儿童福利。近代上海社会政治和经济地位特殊，儿童福利的重点是为其成长和发展提供良好的物质和精神基础，培养他们成为未来城市的建设者。在物质条件方面，侧重于建立现代化的儿童教育体系、创造多元化的教育环境、大力加强师资力量建设；在精神文化方面，上海市政府举办儿童节、儿童年、义诊等社会活动，让儿童增强社会意识、团体意识和服务意识，也让家长更新儿童教育观念，提高家庭教育水平，进行现代家庭教育。近代上海儿童福利为儿童成长和发展创造现代化的成长和教育的环境，努力把儿童培养成为现代城市的建设者体现了儿童福利的丰富内涵。再次，公私力量相结合的职业指导。随着近代上海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加，就业难度也随之增大，积极开展职业指导教育有效促进就业成为当务之急。近代上海出现全国最早的社会职业指导机构——中华职业教育社，之后又成立第一个该所有完整的组织结构和职业分工的地方性职业指导机构——上海职业指导所，其业务范围覆盖了职业指导、健康指导、婚姻指导等方面。在民间组织兴起职业指导的同时，上海市政府也成立了上海市职业指导所，进行社会性就业指导和学校内部职业指导教育，公私力量相结合职业指导的广泛开展有利于求职者正确的自身定位选择职业，促进就业。最后是公用局主导的、官民合作的社会服务。近代上海的社会服务主要是通过政府对民营社会公用事业的管理体现的。近代上海由于政府的财力不足、公用事业投入巨大、民营公用事业早已存在于华界等原因，上海的华界的公用事业大都采用的是政府授予民营企业公用事业的专营权，政府行使监管的职责方式运作。上海市政府公用局制定了《上海特别市商办公用事业监理规则》和《上海市公用局民营公用事业监督条例》加强对民营公用事业企业的监督同时也给予民营公用事业企业必要的政策扶持。近代上海社会福利制度的确立和发展虽然经历了较为曲折的过程，但是却具有时代性和先进性，其是在突破原先存在社会福利框架基础上，有针对性的借鉴国外的相关经验，结合上海本地的实际形成具有现代意义的社会福利制度，对社会进步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第三章主要研究了近代上海社会福利制度实施的效果和困局，分为社会福利制度实施效果和困局两个部分共两节。第一节介绍了近代上海社会福利制度实施效果，首先是劳工福利实践性突出，劳工福利改善了劳工的住房环境，率先在全国实施了劳工储蓄和保险，政府大量投入的劳工教育也取得成效，体现了劳工福利实践性突出的特点。其次为儿童福利成就显著，通过规范助产事业、设立妇婴保健托儿所、妇婴卫生调查与宣传等方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妇婴卫生行政系统；政府举办儿童节、儿童年让下层儿童体会到儿童福利的益处，感受到社会的关怀。大型的儿童集体活动增强了他们的公共意识、服务意识，同时家长转变了家庭教育观念。再次是职业指导富有特色，职业指导呈现出指导形式从简单走向多样、社会和学校职业指导教育开始分野、职业指导组织也从分散走向联合的特点并且职业指导教育的著作也大量出现。最后为公共服务具有开创性，社会服务方面主要是城市道路的大量的修筑、自来水网络基本形成并且水质有所提高、交通网络形成和出项方式多样化，同时民营公用事业企业和上海市政府有关企业监督程度的争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政府执政理念的转变。第二节是近代上海社会福利制度实施存在的困局。首先，严峻的财政形势制约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由于政府财政紧张和战乱等原因，作为上海社会福利事业主要实施机构的社会局没有足够的经费支撑社会福利事业的运转，福利事业的发展受到较大的影响。其次，外商企业和租界当局的百般阻挠，华界的社会公用事业企业相对于外商企业存在着资金匮乏、技术落后等诸多不足，外商公用事业企业为了垄断市场，多方阻扰华商建立和外商企业存在竞争关系的社会公用事业企业，囿于当时的国情，上海市政府只能采取在自己的国土上通过向外商购买公用事业经营权的方式为华界公用事业企业争取发展的空间，可见其中的无奈。第四章是对近代上海社会福利制度的评价，分为近代上海社会福利制度的历史地位、局限性和当代启示三个部分共三节。第一节研究了近代上海福利制度的历史地位，近代上海社会福利制度确立了具有现代意义的社会福利理念、完善了近代上海社会福利制度的功能和架构、有助于中国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再次转型、对近代工人力量的维权意识具有启发性作用、同时也有助于近代上海市民观念的形成。第二节研究了近代上海福利制度的局限性。用法律的形式把劳工福利劳工的的权利加以固定，这对工人维护自身的权益具有一定积极的作用，工人可以摆脱过去仅仅依靠怠工、罢工的方式进行维权的状况，在与资方的斗争中可以援引政府制定的工人福利的有关法律法规进行维权，更加具有说服力。但用法律的形式将劳工福利进行固定，其实也是一种压制劳工进一步维权的方法，国民党政府通过法律明确劳工维权的方式，对劳工的维权行动加以限定，意图通过实施社会福利对工人思想和意识形态进行整合，达到既缓和了劳资矛盾又稳定的社会的目的，由此可以看出，实施社会福利制度只是维护社会稳定的权宜之计，与福利制度本身的初衷是不相符合的，这也是近代上海社会福利制度的局限。第三节研究了近代上海福利制度的当代启示。首先，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要和经济水平相适应，根据我国国情有根据、有目的、有计划的规划社会福利的发展进程是十分必要的；其次，要发挥政府在社会福利制度运行中的效能，政府必须创造和维持良好的社会福利运行环境并且具备较强的施政协调能力；再次，必须注重社会福利立法本身的法制要求，处理好社会福利立法的移植和本土化的关系，社会福利立法应向着统一、集约和高效迈进，社会福利立法明确法律的实施方式，确保法律实施的强制力并且具有普遍的适用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