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左传正义》是孔颖达主持编修的《五经正义》之一,在经学史与学术史上都有不容忽视的地位,体现了唐代注疏兼收并蓄的特点。但是,学界对于这部经典的专题系统研究却比较匮乏,对其评价也意见不一。本文试图从文献学、阐释学的角度,通过列表统计、比较辨伪等多种方法全面总结《春秋左传正义》的特点,客观而准确地评价孔颖达及其《春秋左传正义》。论文首先对孔颖达的生平及其著述进行考述。从《新唐书·孔颖达传》、《旧唐书·孔颖达传》存在的抵牾之处入手,着重辨析了孔颖达的字号、“十八学士图赞”、孔颖达明服氏《春秋传》等五个问题,并由此现象总结出孔颖达及其《五经正义》的尴尬地位及其所处的治学环境。在此基础上,论文分析了孔颖达主编《五经正义》的个人“准备”:他的求学举第是编修《五经正义》的学术准备,他讲经、论难、编书的工作是编修《五经正义》的过程准备。他的著述成果除开《五经正义》,还有文学类、史学类、经学类的著述存世。接着,论文对《春秋左传正义》的成书进行了探究。儒学盛行与经学殊途为成书的社会条件,颜师古考定五经文字、陆德明撰《经典释文》为成书的文本条件。在此基础上,结合孔颖达所作的《五经正义序》和史料的记载,笔者对参与《春秋左传正义》的修撰者及修撰时间进行推断,并梳理《春秋左传正义》单疏本、合刻本的具体情况。在《春秋左传正义》中,“疏不破注”是基本原则。它既是《正义》最为突出的特点,有其合理性,又导致了很多前人有价值的注疏被误判甚或是散佚。《正义》对杜注的处理方式主要有对杜注的丰富化、对杜注的揭示和引申、对杜注之疑进行考察、对杜不注之义加以说明等七种情况,对前人注疏有肯定前人注释、批刘炫以尊杜注等情况,凡此种种贯彻了“疏不破注”的原则。在对这些基本问题辨清之后,论文从文学阐释、史学阐释、语言阐释三个方面分析《春秋左传正义》的特点。文学阐释从《正义》解喻结合的阐释方式、对文学手法的揭示和对文论思想的阐发、《正义》的“文章观”进行总结分析。阐释方式具体表现为以经喻解、以史喻解、以传文喻解、以《公羊传》《榖梁传》为喻、以前人注释喻解五种情况。文学手法部分着重说明《正义》对“比”之解析,认为这种解析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文论思想部分说明《正义》对文质问题、情志问题、文学体式问题的阐发也非常有启发性。《正义》的“文章观”则表现为对文章结构、语言表达、用韵的重视和关注上。《春秋左传正义》史学阐释产生的背景条件是唐代对《春秋》、《左传》史书性质的认识。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正义》频繁地指出《史记》记载之误,体现了对“史实”的推崇。《正义》“以史解经”的目的是实行教化,具体体现在申孝悌观念、明忠信德义观念、圣化与贤化、以古说今四个方面。“以史解经”的内容表现在用具体的历史记载解经、以事物的发展史解经、以历法考证史事。“以史解经”的方法主要有史源考证、参见互释、以意逆志三种。《春秋左传正义》的语言阐释主要总结《正义》在释词、释句方面的具体表现。释词方面,《正义》有语言和历史两个维度,这是对语境概念的延伸。以此为背景,论文从声训、形训、义训三个方面论述了《正义》的释词方法。从句子的修辞、句子的上下逻辑分析了《正义》的释句方法。这些方法的运用,保证了经传语言意义的疏解和内在结构的说明,构成了《正义》阐释体系的重要环节。《春秋左传正义》的引书情况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注疏者的思想。在详尽梳理《正义》引书情况的基础上,论文分析了《正义》的引书特点,提供了观照《正义》的一个重要角度。最后,论文简要总结了《春秋左传正义》的价值和缺陷,并从唐代的经学发展情况考察《春秋左传正义》的实际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