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合同法一直坚守合同相对性原则,但是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得市场交易不再仅仅涉及原本的双方合同关系,交易需求以及经济大环境的改变共同催生了第三人利益合同。我国《民法典》第522条新增第2款将真正第三人利益合同在立法上明确,赋予了第三人独立的给付请求权、拒绝权以及违约责任请求权等权利,这与第522条第1款的不真正第三人利益合同在本质上有了明显的区别。即使新增的内容是对第三人利益合同更为完善的规定,但就第三人利益合同的解除、变更规则来说,依旧无明确的规定。面对立法的缺陷和司法的困境,警醒我们必须进一步探究第三人利益合同解除的具体规则。本文以对第三人利益合同的清楚界定为基础,以我国目前立法缺陷和司法困境为方向,在剖析问题的过程中探究出解除第三人利益合同所使用的规则。第一部分,清晰界定第三人利益合同。在不同的名称中找出第三人利益合同的真正本质,通过与相近的法律行为进行对比,更加清楚的界定真正第三人利益合同。并且对合同的内部三方法律关系做深入分析,进一步明确第三人利益合同解除的特点,为后文的规则分析明确了对象。第二部分,以我国当前第三人利益合同的立法现状为出发点,探究第三人利益合同的解除规则。第二部分主要探讨了四个问题;第一,点明目前我国立法中没有系统的关于第三人利益合同的解除规则,仅仅在特别法中稍稍提及,不足以弥补立法的缺陷,因此立法的困境显而易见;第二,第三人利益合同的解除主体是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关系到解除权的行使问题。因此,需要判断一般合同的解除主体是否适用于第三人利益合同;第三,明晰了解除主体后,需要进一步探究解除的事由,传统合同法对合同解除事由的分类在第三人利益合同上又该怎样应用;第四,第三人作为合同的受益人不能被动承受合同解除的结果,为了保护第三人利益,应该以第三人来限制合同的解除。根据合同解除的事由不同,可做不同考虑。第三部分,以我国目前的司法困境为出发点。司法现状的问题在于一旦有涉及到第三人利益合同解除的纠纷,不同法院的裁判不一,有裁判人员认为合同当事人行使解除权不受第三人限制,也有裁判人员对此持不同裁判意见。司法中的困境在于裁判的不统一,既有损司法机关的权威,也不利于合同秩序的良性构建。造成司法困境的原因有二,其一是立法对于解除权行使规则的空白致使司法裁判无据可依,其二是判案人员对合同解除后法律效果并不明晰,因此难以把握对当事人权益和第三人利益的平衡。针对司法困境的解决方法有二,第一是完善立法空白,在立法中明确规定第三人利益合同解除的规则,使得裁判有明确对症的法律依据,不用过度揣摩相关立法条文引申出来关于第三人利益合同的解除规则。第二是要探究对合同解除后的法律效果分析,明确受损人的救济权利和赔偿人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