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6年起，国家深化环境政策的改革，加强了环境规制的力度。国家环境保护“十一五”规划中明确指出将环境目标和任务分解到各级政府中，并在各层级规范实施。地方政府在平衡经济与生态和谐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能否高效实施国家颁布的环境政策和激发所属地区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直接影响到本地的经济增长质量和环境治理效果。
　　本文基于2006-2016年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数据和其所属省份和城市的环境政策数据，利用面板负二项回归模型就地级市环境规制强度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程度进行研究，并且探究环境规制强度对不同性质、不同地区的企业是否影响不同以及不同法律效力的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是否不同。
　　通过实证研究分析，论文发现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有显著正向的促进作用。环境规制越严格越能刺激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得以提高。对于所有制不同的企业，研究表明环境规制对于国企的绿色技术创新活动的影响效果更为明显。对于科技水平不同的企业，研究表明环境规制对于非高科技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活动的影响效果更为明显。对于成熟度不同的企业，研究表明环境规制对于成熟度高的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活动的影响效果更为明显。对于区域不同的企业，环境规制对于促进中西部地区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更有影响。对于法律效力不同的政策，研究表明指导型环境规制更能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本文的主要创新点有以下三点。一是研究视角的创新，目前大多数研究基于省级或者行业层面较为宏观，本文将地级市环境规制与企业这一微观层面结合起来研究。二是环境规制衡量方面的创新，为了更好的识别地方治理的作用，本文将企业所属省和市的有效环境政策的累计数量加总以衡量该地区环境规制的严格程度。三是异质性研究方面的创新，按照法律效力将环境政策进行分类，考虑到法律效力不等于实际效力，政策的层层下达虽在法律效力上有所递减但实际内容更能满足地方自身诉求，因此本文将环境政策分为纲领型环境政策和指导型环境政策，探究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是否不同。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针对目前国内研究对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二者关系缺乏微观企业层面的经验证据、对环境规制的研究层面较为宏观、对异质性的研究也不够充分的不足，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深入探索，可归纳为以下三点。一是将对环境规制的衡量研究层面进一步细致化，放在城市层面来考量以此探究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影响。二是在理论上为“波特假说”提供了强有力的佐证的同时，也对环境规制细致化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结果，完善了环境规制的相关研究。三是更进一步研究该影响在不同情况下的作用效果，为政策制定提供更加符合现实情况的建议以便政府更好地鼓励企业开展绿色创新活动，同时增强企业自身的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