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大数据的蓬勃发展,大数据背景下的数据驱动型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占据了优势地位。数据驱动型企业的运营模式和盈利模式与传统实体企业存在巨大差异。网络外部性、规模性等特点以及双边市场的存在,使现有的反垄断规制措施无法完全适用于数据驱动型企业。文章从数据驱动型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法律规制的基本理论出发,首先对大数据和数据驱动型企业进行了界定,肯定了大数据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从网络效应、数据孤岛效应、固定成本递减等方面分析了数据驱动型企业对市场竞争的影响;通过对数据驱动型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规制模式与构成要件的分析,指出对数据驱动型企业的反垄断规制不能跳出目前的反垄断框架之外,应继续采取行为控制与后果控制相结合的模式。其次,文章对数据驱动型企业市场支配地位滥用中的相关市场界定、市场支配地位认定、典型滥用行为三方面进行了分析。在相关市场界定问题中,借鉴经济合作组织对大数据领域相关市场的分析,对相关市场界定的必要性以及传统测试方法失灵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两项建议,其一是在个案中可以适度弱化相关市场,其二是综合运用例如SSNDQ、SSNIC等相关市场测试方法。在市场支配地位认定方面,从市场进入壁垒和动态竞争特点入手,结合德国新修订的反垄断法和欧洲监管中心对数据驱动型企业市场支配地位认定的分析,提出了建立数据绩效评估机制和弱化市场份额的建议。在市场支配地位滥用问题上,文章首先指出了目前数据驱动型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相较于传统企业更加复杂多样且具有极强的隐蔽性,紧接着分别从搭售、个性化定价、数据封锁三个典型行为入手,分析了数据驱动型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特殊表现,结合域外相关案例,针对三种行为分别提出了规制建议。最后,文章对数据驱动型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反垄断法相关法律责任和责任实施机制进行了梳理,对反垄断法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进行了分析,民事责任方面,建议引入惩罚性赔偿机制激励消费者和市场竞争者积极维权,弥补行政责任的不足;行政责任方面,建议通过对违法实施滥用行为的数据驱动型企业实施罚款和没收违法所得的出发强化行政责任的威慑性,提高企业的违法成本,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刑事责任方面,文章指出对于数据驱动型企业的市场支配地位滥用行为规制目前不适宜引入刑事责任予以制裁,一是从促进新兴市场发展的角度出发,对于数据驱动型企业的法律责任规定过于严格不利于数据驱动型企业的发展,二是对于执法成本而言,针对数据驱动型企业的执法成本本身较高,引入刑事责任会进一步提高执法成本,不符合我国目前国情。在追究机制的分析中,文章分别指出了行政执法中行政机关干预时机难以把握以及民事诉讼中受害人举证困难两个问题,并提出了完善承诺制度和适度调整举证责任的解决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