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超额薪酬与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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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三期叠加”新常态,实体经济投资的回报率明显下降,而金融投资回报率却稳居高位,表现出逆周期上扬的态势,大量资金涌入房地产、金融等虚拟经济产业,实体企业试图通过金融投资活动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金融化趋势愈来愈明显。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能力”。二十大报告也强调了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当前实体经济发展逐步“脱实向虚”,国家政策的叠加不断强调要引导金融经济更好服务实体企业发展,凸显了实体经济的重要性。诸多学者研究证实,实体企业配置金融资产有利于拉动其短期利润的增长,但盲目的金融投资会通过损害主业业绩,挤出研发投资,威胁企业经济长远发展。探索影响实体企业金融投资的因素,厘清其内在的作用机理,对政府合理出台相应优惠政策以促进金融经济建设,更好支持实体工业经济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作为企业投资对象之一,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因素来自多方面,其中,高管的投资决策是最直观的因素之一。作为理性经济人,高管在企业金融投资决策中具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而对高管的薪酬激励是影响高管行为决策的重要因素,且企业金融资产配置中涉及的长短期利益矛盾会放大高管在其中的作用,固高管的薪酬激励体系设计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企业的金融资产配置。近年来,“高管天价薪酬”的现象日益普遍,与之紧密联系的是高管超额薪酬的增多。收入分配关乎社会公平、和谐及企业经营效率,媒体、社会公众及政府对高管超额薪酬与高管能力的匹配性产生严重质疑,这种超额薪酬实施的激励效果也引发学术界广泛关注。在“有效薪酬契约论”和“管理层权力论”两种理论下,高管超额薪酬可能会产生两种截然相反的作用,探究高管超额薪酬的激励效果也是目前激励机制研究中的重要话题。在高管超额薪酬不断遭到社会公众质疑的背景下,实体企业经济“脱实向虚”问题也随之凸显,但高管超额薪酬对企业金融投资决策有何影响,尚缺乏关注。鉴于此,本文从“有效薪酬契约论”和“管理层权力论”两个相反角度出发,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2007-2021年数据为样本,探究高管超额薪酬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本文得出结论:(1)高管超额薪酬显著加剧实体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支持“管理层权力论”观点。(2)机制分析发现,高管超额薪酬的发放显著提高代理成本、降低会计信息可比性,以上路径均加剧实体企业金融资产配置。(3)进一步研究中,企业层面异质性分组研究发现,高管超额薪酬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正向作用在非国有、内部控制水平较低和主业盈利水平较低企业更明显;外部环境分组研究发现,在低市场化进程、低分析师关注度及低产品市场竞争的企业中,高管配置金融资产进行薪酬辩护的动机更强;金融资产期限结构分组研究显示,高管超额薪酬主要加剧企业长期金融资产的配置;经济后果分析发现,高管超额薪酬加剧的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对企业未来主业业绩形成“挤出效应”。本文主要从企业金融投资决策层面考察了高管超额薪酬的激励效果,为如何优化薪酬体系设计及金融资产配合拓宽了思路。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本研究有利于更深层次地从金融投资视角认识高管薪酬契约体系设计的合理性,拓宽了对高管超额薪酬、企业金融化方面的研究思路,为引导金融经济回归服务实体产业经济轨道提供政策建议。(2)本文研究结论检验了薪酬辩护假说,丰富了薪酬辩护路径相关研究,同时为“管理层权力论”观点提供了良好的经验证据支撑,也揭示了获取超额薪酬的高管进行金融资产配置行为的自利性,为优化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提供经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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