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翻译被降级为三级学科以后, 国内翻译界人士对建立翻译学这样的努力产生了更大的怀疑, 于是很多学者就开始了对翻译的一些基本问题的又一轮的重复讨论, 国内的翻译学科正处在这样的一个尴尬的境地: 一方面抱怨翻译地位低, 不受重视; 但另一方面, 却又总是轻视翻译研究,更轻视翻译理论的研究,殊不知只有通过真正学术局面上的翻译研究,通过严谨的理论层面上的阐发, 翻译的性质才能被人们真正认识和理解, 也只能这样,翻译才能得到人们充分的重视, 并获得它应有的地位(谢天振, 2001: 2)。本文首先对钱钟书和纽马克这两位中西著名的学者的翻译理论作了一个大致的介绍和分析, 然后从中西方不同的思维方式, 文化以及哲学传统等方面分析中西方翻译理论的异同及其形成的根源, 指出西方哲学严格的方法论讲究对客观世界的观察, 描写的精确, 讲究从定量到定性的分析,而我国的哲学传统观察世界时重视心灵感应, 描写时不拘泥于细节;思维方式方面, 东方人重综合, 西方人重分析. 所以表现在翻译理论上面, 中国传统翻译理论大都是经验式的总结, 来自翻译家从翻译过程中得来的, 当然其中也不乏客观的规律, 但很大程度上是主观感受。中国传统译论, 从认识论上来讲, 还只是处于认识事物的第一阶段, 即感性阶段, 综观西方翻译理论正是一个由散论到主论的发展过程, 也就是说, 西方翻译理论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从认识的感性阶段上升到了理性阶段。本文还论述了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的关系,指出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的分工也是历史的必然,翻译家的任务就是译出好的作品,他们的经验为翻译理论家提供灵感,翻译理论家的研究为翻译家提供理论参考,二者形成良性互动,而不是狭隘的盲目对立。 获得知识的途径有两种: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 翻译理论家是在别人实践经验(间接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理论的总结,概括, 归纳, 综合,使之成为系统的,科学的,有创造性的理论。由于不同的思维方式,不同的文化以及不同的哲学传统的影响,中西方翻译理论都具有其优点和不足之处,两者应该互相借鉴,取长补短。鉴于目前中国翻译所处的尴尬境地,中国翻译理论更应该从西方翻译理论借鉴一些我们所没有的东西以发展我国的译学建设。中国翻译理论在上个世纪最后的十多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有人称20世纪是翻译的世纪,而21世纪则是翻译理论研究的世纪。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新的世纪,我国的翻译理论研究必将有更大的发展,并取得更大<WP=5>的成绩(郭建中,2000:263)。我们欣喜地看到, 黄龙的Translatology,特别是刘宓庆的《当代翻译理论》问世, 说明我国的译学建设已经达到了一个卓有成效的高度,也说明我国当代翻译理论也正在从感性阶段走向理性阶段。 目前中国译界要做的事情就是扫除障碍, 统一观点, 共同致力于译学的发展建设。在我国传统译论的基础上,大力引进西方的翻译理论, 通过鉴别,吸收,转化,提高我国的译论水平,在此基础上与国际接轨的中国学派的译论体系。展望未来,我们期望建立能够与国际接轨的中国翻译学派。希望在将来国际化的翻译百科全书中,不仅记载有中国翻译的悠久历史,介绍中国的翻译实践家,而且能够推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翻译理论家,使中国的翻译理论指导国际化的翻译学科的进一步发展(许钧,199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