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是先秦儒家依据人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体这一基本特征,将自然规律(天道)和社会法则(人道)归于合理规范化的价值标准和理论框架。为使人明礼,先秦儒家将抽象的“礼”转化成现实的、可操作的具体实践层面,从而使得以“礼”为内容的“教”最终得以实现。先秦儒家礼教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逻辑起点与核心观念之一,是中国传统社会关于个人伦理、家庭伦理、国家伦理、宇宙伦理的一整套完备的道德教育理论体系,是中国传统社会特有的与伦理政治思想相得益彰的一种教育思想和教育模式。它经历了漫长的形成发展过程,即:上古时期的习俗传承和周公的“制礼作乐”是其产生的萌芽时期;孔子将“仁”的内在精神赋于外在行为约束的礼制与礼治规范之中,使得礼教的理论得以基本形成;孟子和荀子是孔子礼教思想的继承发展者。有学者指出:“儒家礼教思想是儒家教育思想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对儒家礼教思想进行全面梳理和系统阐释,才能更准确地把握和理解儒家教育思想。先秦儒家礼教思想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将道德教育与理想教育紧密结合,构建起一个从理想人格,到理想伦理秩序,再到理想政治的逻辑层次严谨的教育价值导向和终极关怀目标体系。首先,先秦儒家从完善人性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人之所以为人的不同格位和标准,以及由“志士”,到“君子”,再到“圣人”这一理想人格实践序位的设计和追求,鼓励人们以自我道德现实水平为坐标原点,不断地夯实自身力量,以达成“礼以成圣”的理想人格目标。其次,人的社会属性,决定了人无伦外之人,以礼教伦,以礼安伦,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之间讲究彝伦攸叙,以达成“礼以安伦”的理想伦理秩序目标。最后,在以个体修身为本“内圣”的基础上,开出“外王”的“王制理想”,并以王道之行下的“小康”社会和大道之行下的“大同”之世,作为达成“礼以治世”这一理想政治目标所实施的“两步走”战略。先秦儒家为了实现“礼以成圣”“礼以安伦”“礼以治世”的总体目标,建构了一个十分丰富、完整、合理的礼教内容体系。内外兼修是先秦儒家选择和安排礼教内容的基本原则。孔子以“六经”为主要内容,施以礼仁之教,孟子和荀子分别对礼心和礼法之教予以阐释,既重视外在表现合乎礼仪,又重视内在道德不断提升。“三礼”作为先秦儒家礼教的理论形态和基本教材,《仪礼》是礼的外在形式方面的体现,《周礼》和《礼记》则是礼的内在本质方面的体现,三者在礼仪、礼义、礼制上的三维一体,形成了礼教内容形质兼具的基本特征。先秦儒家在“以礼为教”的逻辑顺序中,以礼修身是最早产生、首要实施的践履途径。依据以礼修身的客观规律和内在属性,可以将其概括为约礼——传统规俗以约之、知礼——学思结合以致知、践礼——知行结合以磨砺三个递进的层次。然而,修身正己并不是礼教践履的最终目的,礼教实践的本质在于外施于人。齐家作为外施于人的第一个层面,以“孝”为基点构建家国关系,以“和”为原则维护家国秩序,从而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家”与“国”相互联结,形成了家国同构、家国合一的特殊关系。以此为基,先秦儒家通过人性向善的道德涵育、德化政治的思想感召、礼乐教化的情绪感染、隆礼崇法的行为规范、“天下为公”的愿景展望等途径,作为治国平天下的求索路径和理想归依。诚然,先秦儒家礼教思想在实现政治性与伦理化统一、统摄性与社会化统一、现实性与理想化统一等理性价值的同时,由于所处历史时代阶级属性的影响,也存在着固守“家天下”的应然逻辑的局限性,对其进行深刻反思,同样是我们今天探讨礼教思想现实镜鉴的价值所在。但瑕不掩瑜,先秦儒家礼教思想从生命个体到信仰追求、从社会秩序到国家制度所折射出的文化精神,维度之广阔,意义之深远,于现代公民性命之理的自觉与超越、社会文明秩序的规范与维护、国家“德治礼序”的传承与摒弃,已然提供了遵循,指明了路径。因此,对先秦儒家礼教思想的深刻追问应该是人类慎终追远的自我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