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是道教义理中的重要概念，其内涵非常丰富，涵盖了道教教义教理中的宇宙论、修道论、治理论、神仙谱系、经教体系和哲学思辨等多个方面，在道教中运用极为广泛。“三一”概念源于《太平经》，《太平经》中已经具备“三一”的理论雏形。《道教义枢》将“三一”区分为旧义和新义，旧义主要包含了“从一到三”的宇宙生成论和由存思身体神发展起来的“存三守一”的存思之术，新义主要是借鉴大乘佛教般若学的中道观而进行的形上思辨，是道教哲学“道体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旧义到新义，是“三一”义发展过程中的重大转折，也标志着道教哲学在思辨领域的巨大突破。论文主要采用概念辨析和历史分析的方法，对“三一”义的形成和逻辑发展进行了梳理，重点探讨了“三一”义形成与发展的理论来源，分析了“三一”义发展变化的影响因素，尤其对“三一”义发生转折的原因进行了剖析。在此基础上，论文总结出“三一”义发展演变的一些基本特征，分析了“三一”义在道教史、道教思想史等方面的重要意义。绪言部分首先对“三一”义作出了界定，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将“三一”义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论文主要对广义的“三一”义为研究对象，包括：“一分为三”的思想方法；“从一到三”和“由三归一”的思维模式：“从一到三”主要体现在道教的宇宙生成论中，“由三归一”或“返本归根”主要和“存三守一”的存思道术相关；“非一非三”、“而一而三”的理论思辨，主要运用于“境智”、“体用”、“应寂”关系之上，涉及道体问题、道物关系、修道论等各个方面。第一章首先探讨了“三一”义传统的理论渊源。老庄哲学对“三一”义的影响是全面的，主要有表现在思想方法、思维模式以及宇宙论、修道论中的“三一”，并且新义也是依靠发挥老庄哲学而形成。黄老之学的影响主要在于宇宙生成论和修道论，尤其突出了修道论中“守一”之法的社会政治色彩。汉代元气论的宇宙观成为道教宇宙生成论的主要思想来源。汉代老学的两部著作——《老子指归》和《老子河上公章句》也影响了“存三守一”存思道术。第二章主要讨论“三一”义的形成，即《太平经》的“三一”义。主要包括了“一分为三”的思想方法、元气自然论基础上的宇宙论、存思身神之术、“守一”之法、重视“精气神”三宝等内容，“三一”义在宗旨上体现出“理身”和“治国”两个重要方面。《太平经》的“三一”义广泛吸收了传统的思想成果，但稍显杂糅。此外，早期道经《老子想尔注》还将“守一”理解为“守道诫”，扩大了“守一”之法的内涵。第三章主要论述了“三一”旧义的发展，主要体现在早期上清经、古《灵宝经》和天师道经典之中，包含了两个层面：一是宇宙生成论上突出“太始、太初、太素”三个阶段，并逐渐与道教的至上神结合，发展出神创的宇宙论；二是“存三守一”的存思道术越来越细致和发达，“三一”表现为“三一神”、“三丹田”、“三元宫”、“精气神”等。其中，神创宇宙论很可能间接受到婆罗门教“金卵说”的影响，存思道术中的身体神观念也和婆罗门教中的“我”非常相似。第四章首先介绍了“三一”旧义在南北朝的继续完善。《登真隐诀》使存思道术更加系统化；《九天生神章经》、《太上开天龙蹻经》和《三天内解经》三部道经在宇宙论上重视“玄、元、始”三气，并与天尊法体创世说结合，完善了宇宙论的“三一”义。这其中，受到了佛教的宇宙结构论和法身创世说的影响。其次论述了“三一”新义的发生与发展。《玄门大论·三一诀》记载了孟景翼、孟智周、宋文明、臧矜诸家的“三一”义，这些道教学者的“三一”义主要采用了重玄双遣的方法，并将“三一”义运用到“体用”、“境智”、“应迹”等范畴中。“三一”新义的出现，影响了道教的修道旨趣，主要体现在《升玄内教经》中对智慧升玄的追求。《道教义枢》对历史上的“三一”义进行了总结，以“三一”新义为核心，并给旧义保留了地盘。“三一”新旧义并存的现象，体现在隋末唐初以降的道教著作中。“三一”新义不仅借鉴了佛教般若中观的方法论，吸收了佛教天台、三论宗的理论成果，也可能受到婆罗门教哲学“梵我一如”理论的影响。结论部分首先分析了影响“三一”义发展演变尤其是由旧义向新义转变的具体原因。从道教自身看，主要是构建与完善宗教教义和教理的需要；从外部看，“三一”义的理论重心和发展方向受制于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意识形态、佛道关系以及六朝时期士族知识分子对理论思辨的兴趣。此外，传统的“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规定着“三一”义的理论高度，“三一”义始终突破不了一元论的思维模式。总的来看，“三一”义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以下的特征：理论内涵的融摄性、理论形态的思辨化倾向以及社会政治色彩的逐渐淡化。从这些特征中，我们可以发现道教之所以被施舟人喻为“中国文化基因库”的奥秘，也反映出六朝时期整个社会知识阶层对形上思辨领域的兴趣，还可以看出在儒家意识形态的强大压力之下，道教逐渐丧失在社会政治领域的话语权，退守到纯粹的个人修炼的领域。“三一”义对道教以及道教思想史意义重大，“三一”旧义使道教在教义教理上更加完备，宗教气质得以彰显。“三一”新义的出现，以一种全新的理论方法统一了教义教理，并且标志着道教在哲学思辨领域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也使道教初步具备了与长于思辨的佛教对话的能力。“三一”新义不仅发展了道家哲学，同时对后来的隋唐道教哲学影响深远。“三一”新义中提出的许多新的概念、命题，以及新义提供的理论方法，在隋唐以降的道教哲学尤其是重玄学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