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的存在是因为社会的存在,是因为语言交际的需要而存在”(В.К.Журавлев, 2004: 9)。语言是个开放的动态系统,作为社会交际的重要工具,为了满足交际需要,总是随着现实与思维的发展而在不断地发展变化。苏联解体后,俄语的发展面貌处于一种激变状态中。著名的原苏联语言学家П.Ф.Протченко曾说过:“语言中的词汇最富于变化,各种社会条件的影响和作用,在语言中都有着十分明显的反映,这些变化和反映最集中地表现在词汇中。”(转引自杨宏:2004)。苏联解体后俄语语言的变化体现在最为敏感的词汇层次则表现为出现大量新词新义,词汇的积极化和消极化进程加快,外来词(主要是英美外来词)的涌入,俚俗词语对标准语的冲击等等。这一切语言现象的背后都隐藏着深刻的社会文化因素。二十世纪末俄罗斯社会变革对俄语产生的影响早就引起了俄罗斯国内外众多学者的关注。俄罗斯著名语言学家В.Г.Костомаров在其专著《语言的时代品味》中描述了俄语的新现象,并对这些现象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他提出了“语言品味”这一概念,并认为,对过去“极权”制度的摒弃造成俄罗斯社会文化各个领域的解锢,社会领域的“自由化”也导致了语言的“自由化”。我国国内张会森教授等众多学者也都分别在自己的论著中就俄语的发展变化这一问题进行过讨论和研究。然而语言发展变化的原因却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目前对于当代俄语的发展变化问题的研究方兴未艾。本文力图从俄罗斯民族性格特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社会的狂欢化导致语言狂欢化及俄罗斯社会的心理特点等方面来分析影响俄语词汇使用现状的社会文化因素。论文主要由前言、正文和结论组成。前言部分介绍了本文选题的现实性,确定了研究对象、内容、目的和方法,指出了本文的新意,以及本课题研究的现实意义。正文由三部分组成:第一章主要论述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以及语言与社会、语言与民族、语言与思维的关系。该章是论文的理论基础。第二章主要描述现阶段俄语词汇的使用现状,“现状”其实是相对于苏联解体前的语言状况而言的,因为如果没有对比,就无所谓发展和变化。我们沿用大多数学者的观点,将苏联解体作为俄语发展历程上的一个分水岭。虽然引起俄语变化的社会文化因素以及俄语变化中的许多事实开始于80年代中期,即戈尔巴乔夫实施“公开性”和“民主化”改革之后,但苏联的解体意味着俄罗斯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全面变更,语言的变化也因此而更加剧烈。二十世纪末俄罗斯社会的一系列变化对语言的发展,尤其是词汇层次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这一过程充分验证了语言学家波里瓦诺夫关于社会发生急剧变革时、语言也会加速变化的论断。(转引自李英男:2005)第三章从社会文化因素的角度出发论述俄罗斯民族性格、后现代主义思潮、社会的狂欢化导致语言的狂欢化以及俄罗斯社会心理状况对语言发展变化的影响。民族性格是一个民族的精神特质,具有稳定性、持久性等特点,因此将有关民族性格的论述置于其他社会文化因素之前。俄罗斯民族性格的极端性和宗教性特点早已在众多学者的论述中得到体现。“应该记住,俄罗斯人天性是很极化的”(别尔嘉耶夫,1946:255)。此外,俄罗斯是一个具有悠久宗教历史传统的国家。东正教作为国家意识形态,深刻影响着俄罗斯人的思想行为方式。苏联时期进行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以科学、理性为基础的无神论宣传和教育。这场运动由于目的上鲜明的政治性、形式上的简单化、庸俗化(以行政命令、群众运动甚至是对敌斗争的简单方式代替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和说服),使众多信徒迫于政治高压在表面脱离宗教的同时,却在内心积聚着怨恨和反叛的渴望。在苏联解体后社会动荡的环境下,俄罗斯民族性格的极端性表现无遗,整个社会急于否定与苏联有关的一切,而对于新的事物不加选择地接受,表现在语言中则是藐视言语规范,追求绝对的言论自由,对于非标准语成分的俚俗语、甚至是黑话、骂人话以及外来词汇都表现出极大的热情。而俄罗斯固有的宗教情节则使得宗教及与其相关的活动以极快的速度在全国复活,带来的则是宗教词汇的全面复兴。后现代主义(постмодернизм)是20世纪中叶出现的一种世界性的文化思潮。作为一种普通文化范畴,后现代主义对文艺理论、社会学、哲学、神学、经济学、教育学等几乎所有的领域都有影响。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和政治哲学家丹尼尔·贝尔认为:后现代主义文化是一种反文化。其目的是通过对人的感觉方式的革命,从而对社会结构本身加以改革,以反文化的激进方式,使人对旧事物一律厌倦而达到文化革命的目的。(转引自朱立元:2003)苏联解体后,前期文化价值和意识形态的破灭使俄罗斯辽阔大地统统变成“理想的废墟”,是“后现代主义最好的练兵场”。后现代主义对社会的冲击是多方面的。在语言领域的表现也十分突出。科斯托马罗夫在《时代的语言品味》一书中在谈到有悖于规范的当今语言趣味时指出:“现在所主导的语言品味是与‘后现代主义’相关联的其总体特点是‘极度的苦恼和疲惫’,‘追求自我更新’,分解传统结构,摒弃‘旧文化’和‘旧’语言。后现代主义潮流的特点是宽容性和折中主义…”(1999:74)后现代主义表现为对传统规范的藐视和对公认准则的叛离,消除抽象与具体,高雅与低俗,过去、现在和将来,现实和虚构的对立。边缘语言现象与中心语言现象并行使用,或者发生语言元素“中心”与“边缘”的迁移,从而导致语言手段的折中性。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则是“语言游戏”,通过对词汇的运用,赋予特殊的效果,导致大量随机词的出现。言语表达追求个性化,标新立异,与众不同,在文中使用不常见的、意义不明确的,有异国情调的成分使表达晦涩、令人费解。在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下,苏联时期的语言手段遭到摒弃,而原来处于标准语范围之外的俚语、俗语、甚至是骂人话等低品词汇从“边缘”走向了“中心”,受到人们的青睐而被广泛使用。同时外来词、古旧词的使用也迎合了后现代主义“追新求异”的需求。社会意识的狂欢化,面临社会剧变产生的恐惧感和“崇尚西方文化”的社会心理也对词汇的使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表现为言语攻击性加强,大量使用低俗词汇、甚至是骂人话,以及充斥在报刊杂志中的英语外来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社会所发生的变化,无论就其性质,还是就其影响力而言都不啻于一场革命。社会文化因素是影响语言发展变化的重要因素: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潮流、崇尚西方的心理倾向和社会动荡中的“狂欢化意识”在俄罗斯民族性格极端性的土壤中充分酝酿、成熟,影响着俄语今天的词汇使用状况。应该指出的是,后现代主义思潮、社会意识的狂欢化、社会心理因素和民族性格因素彼此之间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在考察语言变化的原因时不应该个别地去看待这些因素,而应该综合地审视,这也是本文的新意所在。语言发展变化的原因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正因为如此这一课题才吸引了众多学者对其进行研究。二十世纪末俄语的巨大变化给研究者们提供了一个契机,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素材。我们仅从社会文化因素几个方面的影响来论述导致俄语词汇使用现状形成的原因,其中必有疏漏之处。因此,本文的研究只是一种尝试,希望有更多学者致力于这一课题的深入研究,同时也希望得到学者们的爱护和批评,以便日后加以补充完善。在论文的选题和撰写中,指导老师孙汉军教授给予了悉心指导,指引了我的研究方向,提供了大量相关资料,在论文修改、直到定稿的整个过程中,给我提出许多及时和有效的建议和意见,帮我解决了写作过程中遇到的许多实际问题,付出了很多心血和劳动,尤其是他勤奋、严谨的态度令我深深敬佩并影响了我,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和诚挚的敬意。此外,还要感谢所有教过我的老师,是他们引领我走进俄语学习的殿堂,授予我专业知识,教会我为学为人的道理。在以后的学习工作中,我将以各位为榜样,更加勤勉和认真,争取更大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