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子女拥有房屋的现象越来越多。父母因种种缘由抵押未成年子女的房产的现象也屡见不鲜,可是司法实践中,对于此类行为效力之认定存在着不同种理解,大量同案不同判的司法判例也体现了对于父母抵押未成年子女房屋之行为效力探讨的必要。本文由不同层级法院所作出的四个典型案例引入,总结归纳判例中法院在适用相关法律条文作裁判时存在的问题。第一,监护人（父母）处分被监护人（未成年子女）财产的限制性规定的规范性质问题;第二,“为被监护人利益”的具体判断问题;第三,“非为被监护人利益”抵押未成年子女房产的行为性质及效力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对以上三个问题的研究,为父母抵押未成年子女房产行为效力的认定提供解决思路,并对比域外地区关于父母抵押未成年子女房产的行为模式及效力认定的规定,结合中国国情,提出完善建议。本文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四个案例的案情简介及案例争议焦点问题的归纳。选取了四个通过不同说理进行裁判的案例,通过对案件本身及不同裁判的实质原因分析,得出上述三个争议问题。第二部分是对案例争议问题的法理分析及笔者观点的提出。在财产处分的限制性规定的规范性质认定问题上,分析当前学界对此问题存在的不同观点及理由,结合父母抵押未成年子女房产行为的实质,建议审判者于裁判时摒弃“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的二分法,从法律规范中分析行为之法律构成要件,对其本质进行探究;监护人（父母）处分被监护人（未成年子女）财产的限制性规定是对监护人行使法定代理权的限制,对行为效力的判断应衡量父母是否有权为此行为,而不是先基于内心判断抵押行为效力后,为给其结论提供法条支撑,进而认定相关法律规范为“效力性”或“管理性”的强制性规定。在“为被监护人利益”的具体判断问题上,分析不同案例中对此种问题的具体认定方式、认定难点,学者们主张的不同判断标准,法律规定及立法目的,对此问题予以分析。“为被监护人利益”的判断应以最有利于未成年人为核心,以非为未成年子女利益为原则,为其利益为例外,结合抵押行为发生的前因后果严格判断。在“非为被监护人利益”抵押未成年子女房产的行为性质及效力认定上,父母抵押未成年子女房产时,其身份为子女的法定代理人,对未成年子女房产的抵押处分行为应当是代理处分,若行为突破法律的限制性规定变“非为被监护人利益”时,应属于超越对法定代理权之法定限制的无权代理行为。抵押相对人因物权公示、公信原则亦难以构成表见代理。抵押行为的效力应依照狭义无权代理制度的路径进行认定,对未成年子女不发生效力;抵押相对人对未成年子女的房产不享有抵押权,但其可向父母主张缔约过失责任。第三部分是通过对比德、日、法等国及我国台湾地区关于监护人或父母管理、处分被监护人或未成年子女财产的相关规定,得出立法上所存在的差异之处,并针对司法现状提出建议。同时,对父母抵押未成年子女房产行为的规制还应当从预防行为发生的角度具体规定,可以通过设立家庭亲属会议制度的方式限制父母法定代理权的行使;或是设立未成年人权益监督机构,监督父母监护责任的履行,给未成年人最优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