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伯纳被称为英国现代戏剧之父，也是继莎士比亚之后最伟大的剧作家。萧伯纳一生著作颇丰，包括50多部戏剧和诸多戏剧批评、演讲，1925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萧伯纳在作品中揭露了一些重大的社会问题，批评了资产阶级的虚伪，提出了自己的戏剧思想。在他看来，戏剧的目的是改变社会，而不是“为了艺术而艺术”，故而创作出“新戏剧”问题剧。萧伯纳及其作品影响深远，具有深刻的现实社会意义;作为萧伯纳的代表作，Pygmalion语言尖锐泼辣、充满机智，具有发人深省的社会现实意义，深深吸引了中国读者。杨宪益先生分别于1956年、1982年、1987年和2002年推出Pygmalion中译本。在每次翻译过程中，杨宪益先生都根据具体历史语境相应调整。译本的变化彰显了杨宪益先生对原文的历史性解读。　　 “理解的历史性”和“效果历史”是解释学的重要概念。无论是作为认知主体的读者还是作为认知客体的文本，都内嵌于历史性之中，有其无法摆脱的历史局限性。不同历史时期的读者由于其理解的历史局限性不可能一次性穷尽文本的内涵，对文本的解读只能是一个逐步接近其审美价值本真的过程，不存在永恒的、一劳永逸的理解。故而，不同时代的读者甚至同一个读者对同一文本的理解会有不同之处。处在不同历史语境中的译者，对原文本的选择和解读会受到不同历史因素限制。　　 根据伽达默尔“效果历史”，历史是主体置身于其中的、构成主体存在并且仅因与主体共在而形成意义的时间性语境。情景和主体之间密不可分，情景不能脱离主体而具有意义，同时主体也只能在情景被考察。理解者和理解客体都处于某种历史关系之中，时刻变动不居。正因为理解者和理解客体之间构成了不可分割的效果历史，文本的意义才不断向理解者开放，而理解客体的意义因为历史的延续永无被穷尽的可能。从这个角度来说，历史文本便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伽达默尔有关解释学的阐述有助于我们认识复译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本文着重探讨杨宪益对Pygmalion原文理解过程中的历史性因素及其对翻译的文化战略进行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