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至现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型时期，在这个转型中，黄遵宪扮演了一位关键性人物。日本体验的阵痛与感愤，他以先觉者、启蒙者的姿态对晚清末世进行了深刻的症候式的诊断，揭示末世的需要在于“改革”，效法“泰西之变”。他的经世致用观念则表现为“识时贵知今，通情贵阅世”。在他的诗中，仿佛听到了20世纪现代化隐伏的足音，看到了20世纪新文化运动的曙光。　　 黄遵宪早期的“白话文运动”，就是从“言文一致”的角度，对民间语言价值进行重视。“言文一致”的主张，是黄遵宪最早提出来的，而且是文学变革诉求书面语的言说方式。黄遵宪在复杂而矛盾的“言文一致”的追求中，主要从口语、流俗语入诗变换文学的语言风格；试图运用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创作混杂的“新文体”的方式来寻求书面语的更新。他觉察到“言”与“文”分离的严重问题，并身体力行解决之。“言文一致”不仅是个文学难题，更是一个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巨大社会问题。继黄遵宪之后衍发了许多的关于“言文一致”的长达几十年的研讨与激烈的交锋，出现了不少有关这方面的专业性人才。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次、不同的领域展开了广阔的讨论，取得了巨大的成效。黄遵宪最早提出书面语变革的思想，开风气之先。他主张“言文一致”的理论，其地位是崇高的，影响是深远的。黄遵宪对于诗歌的探究，是经过长期的实践摸索，他深谙诗歌理论发展的基本规律，对文体演变问题也一贯关注，并把它融入了人生经验。从“我手写我口”到“新派诗”，再到“新体诗”，黄遵宪在诗歌理论创新和诗歌创作的实践上表现了孜孜不倦的探索精神，他的诗歌革新思想是与他的政治改革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新派诗”的提出，实际上成为晚清“诗界革命”之先导。黄遵宪对于促进中国现代书面语的发展，丰富现代书面语的表现力，做出了又一贡献。　　 就“五四”诗歌观念的内在裂变来看，它既顺应了中国诗歌发展的历史趋势，又直接承受了晚清“诗界革命”优良传统。以黄遵宪为首的晚清“诗界革命”是诗歌史上的一次重大的革新，且离“五四”新诗运动最近，因而它为中国诗歌向现代转型提供了不少直接的启示与教训。中国白话文到了“五四”时期，业已取得巨大的成功。作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在艺术形式上根本不同于古代文学的最显明的标示，在于白话文取代了文言文而成为中国现代语言、文学的正宗。　　 笔者认为，对于中国“五四”白话文的研究，历史不能不记住这位先驱一黄遵宪：第一，从文字到语言的改革开创了“五四”白话文之先声；第二，由文体到诗歌创作致力于传统向现代的转化；第三，黄遵宪掀起的晚清白话文运动与“五四”文学革命有着深厚的渊源。黄遵宪对民间文学、民俗的重视为“五四"新文学运动打开思路，为“五四”新文学的建构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都是由晚清到现代文学革新诗潮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其依凭的思想资源而言，明显受到日本社会思潮的影响。黄遵宪在“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中的思想已涉及到更深层次的中国新文学建构中的重要思想难题。黄遵宪高屋建瓴、眼光卓越，将中国语言、文字、文化思想置放于“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这个深刻的文学变革社会背景之中。他在诗歌革新当中，进而全面地反思和批判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文化思想和封建文化文化制度。黄遵宪进行思考的难题，与中国新文学建构有密切关联，它已涉及到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内涵，比如提倡晚清白话文运动、提倡“言文一致”的书面语改革、“新词入旧诗”的新诗运动、兴办教育与培养新人、要求废除封建科举制度、倡导新学批判儒家之道的文化思想运动，都在此后数十年间纷至沓来。如果不拘泥，中国在黄遵宪的几十年以后，所展开的一系列的政治、文化革命，都是黄遵宪政治、文化思想的延续。所有这些都使黄遵宪在中国现代文学转型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对于诗界革命来说，黄遵宪不但早就以自己的诗作开启了“诗界革命”的先路，而且给“诗界革命”提供了理想的目标，并在运动中发挥了主导作用，成为中国文学现代性转型的新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