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建立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和沿海开放地区，到90年代初浦东开放开发战略，再到90年代末西部大开发战略与21世纪初的振兴东北和中部崛起战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出显著的梯度推进特征。　　我国区域金融非均衡发展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格局密切相关。在这些区域战略推进的过程中，非均衡的经济政策是否是我国区域金融发展不平衡的制度根源？在导致我国区域金融发展不平衡的过程中，地区特殊的经济特征、社会特征、地理因素，以及政策因素，哪个因素更重要？这些问题的回答，对制定我国下一步的区域经济战略以及经济结构调整至关重要。研究区域金融差距的表现、影响及对策，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研究区域金融的一个重要领域。　　与此同时，区域金融的非均衡发展，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区域经济的失衡格局。由于金融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的资源引导和资源配置功能，区域金融的非均衡发展是导致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扩大的重要因素。在此背景下，深入研究区域金融非均衡发展问题，对解决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失衡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已有的实证研究认为我国区域金融差距的形成主要源于中央政府向东部沿海倾斜的发展战略以及这些地区的地理优势。文献中对区域金融差距，大多是描述性解释，对政府的政策差异仅有定性分析，缺乏针对中国区域金融差距形成原因的定量分析。本文对中国金融发展区域差距的原因进行定量分解，讨论包括政策因素在内的各种因素对区域金融差距的影响。　　文献之所以对政策因素和地理因素关注较多，主要是因为这些因素的政策含义比较强。不过，由于这两项因素与各个省市的经济结构特征（如计划时代遗留下来的产业结构、营商环境、国有经济比重等）、社会结构特征（如人口规模、城市化比率等）存在相互关联的关系，把地区间的自身特征的不同简单地放入误差项中，会导致解释变量（政策因素和地理因素）的估计偏误。为此，本文采用1996-2008年省级面板数据，这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估计偏误的难题。　　由于数据收集困难，以往文献中常用金融机构存款和贷款之和来简单地代表金融资源。但在中国，由于银行对国有企业的被迫贷款的大量存在，采取区域总贷款与GDP之比来反映区域金融发展水平，可能会高估部分区域的金融发展水平(Zhang Jun、Guanghua Wan和Yu Jin，2007)。为了避免度量问题导致的估计偏误，本文利用银行非国有企业贷款与GDP之比来反映区域金融发展水平。　　过去，新经济地理所强调的各种经济力量的收益递增性长期以来被学者忽略。近年来由于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的兴起，更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新经济地理因素对于金融资源集聚的影响。本文验证了新经济地理等因素是否是区域金融差距不断扩大的原因，并为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提供了来自于中国的证据。　　对于变量的度量难题，文献中多采用寻找代理变量和工具变量的方式解决。本文利用“开放指标”（万广华，2007）作为中国非均衡政策的代理变量，原因在于开放政策不仅标志着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由赶超型向比较优势型的转变，也是非均衡区域战略的具体表现。　　为了克服误差的时序相关的可能，本文同时采用差分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本文的结论主要为:(1)沿海地区更接近国际市场的地理优势的确有利于金融资源集聚;(2)人力资本相对水平对金融资源集聚影响不显著，说明中国的金融发展进程还处于不成熟阶段，对于人力资本的要求还不够高;(3)优先发展沿海地区的政策对于金融资源集聚有着显著的正影响，这显示出非均衡的经济发展策略对于区域间金融发展不平衡的推动作用;(4)政府对于经济活动的参与程度越高，越是不利于地区金融资源的集聚，即政府的过多干预会阻碍当地金融的发育。　　由此，本文的实证结果证实了地区间金融发展水平的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非均衡的经济发展战略导致的，因此一些引致地区资源集聚的因素也间接地对地区间金融发展差距产生显著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