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初梁启超、胡适等建构中国逻辑史学科以来，“据西释中”式的中西比较研究就一直是中国逻辑史研究的经典范式。该研究范式的一个重大缺陷在于未能揭示中国古代逻辑的特点。近年来，鞠实儿所提出的广义论证观念不仅扩展了“逻辑”一词的含义，而且论证了逻辑的文化相对性原理，这就为从中国文化自身出发研究中国古代逻辑提供了方法论基础。
　　基于广义论证的逻辑观，本文对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发挥重要影响的《左传》谏言进行了逻辑分析，其主要目的在于揭示《左传》谏言中所体现的古代中国人自身的论证方式。
　　《左传》中共用“谏”字五十五次，基于其用法总结出“谏”字的含义，进而统计出《左传》中约有一百九十三则谏言案例。《左传》谏言作为古代中国的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活动，其生效性往往受到社会、语境、主体和规则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以《左传》为基础，结合同时代及相近时代的论述，通过对这些因素的考察，归纳总结出《左传》谏言的广义论证模式。
　　社会因素考察对谏言者和谏言对象的社会规定。就谏言者而言，不同等级、职务的谏言者所谏方式不同;谏言时的言行须符合人臣之礼。就谏言对象而言，必须听谏;不可因谏而杀害谏言者。语境因素考察当下场景、国内局势和国际局势对谏言生效性的影响，同时也涉及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其中，当下场景包括事件发生的地点与在场人物等。主体因素考察谏言者和谏言对象的品行、性格以及谏言双方的关系对谏言的生效性的影响。规则因素考察谏言时重复使用的论证规则，基于案例归纳出礼、利、礼利关系三套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