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彝被誉为“中国文化的国际使者”。在旅居英国的11年中,蒋彝写作了一系列面向西方读者的游记,其中《湖区画记》、《伦敦画记》、《牛津画记》和《爱丁堡画记》影响力甚大,如出版于1937年的《湖区画记》和出版于1944年的《牛津画记》都是一版再版,在海外掀起了一股蒋彝游记阅读热潮。就蒋彝在海外的影响力而言,并不逊色于国内读者所熟知的林语堂,就蒋彝游记作品中翻译介绍的中国文化内容而言,也不亚于林语堂的作品。整个20世纪,中国在中西文化交流中都居于逆差地位,但是蒋彝却能逆势而为,在中国文化传播方面做出一番成绩,这既与客观的社会历史背景有关,也和其自身的文化教育背景密不可分。当时西方由于受到世界大战的冲击,普遍的文化衰落心理促使他们向东方探寻和平布道之声,这为蒋彝传播中国文化提供了历史机遇;同时英国浓郁的学术文化氛围也为蒋彝的创作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而蒋彝在国内的“日常生活”和接受的系统教育,为他传播中国文化打下了基础,同时给予了他独特的观察视角和思考问题的方式。从蒋彝的游记可见其在跨文化语境的书写中运用了一些叙事策略。首先,蒋彝总是寻求与表现中西文化的互通性,通过强调两者的相似来缩小差异,搭建与西方读者对话的平台。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蒋彝试图掩盖文化的多样性,他同样也关注差异,只是他更多地去挖掘中西方文化各自的价值,主张不同文化间的相互尊重和平等。其次,蒋彝懂得调节西方读者阅读时的不确定性和陌生感,往往从西方人熟悉的自然和人文因素入手,以一种西方“文化内”人的姿态来展开叙述,适当拉近自己与读者的距离;同时又借助于中国式的眼光带给读者一种新奇感,激发他们的阅读兴趣。再次,为了弥补非母语英语表达的不足,蒋彝将书法、绘画等艺术融入作品中,借助图文并茂、诗文相间的表达方式,减少了西方读者阅读时的语言障碍。同时这种形式可以包含更多的中国文化内容,在一定程度上也降低了西方读者的阅读难度,带给了他们更多的趣味性。最后,蒋彝作品里呈现出无处不在的幽默感,这种幽默使得作品更加生动活泼,也充分展露了作者的睿智和理性,成为了中西方“对话”中不可小觑的粘合剂。虽然蒋彝的作品有助于改变当时西方人的狭隘偏见,有利于西方人对中国形成一个较为客观的认识。但是客观来讲,他的作品在介绍中国文化方面还是存在一些局限。首先,蒋彝流露了些许身为中国人的自卑心理,也不乏“自我东方主义”的情绪宣泄;其次,文中自创的中文注音词不利于中国文化的传播,给西方读者带来了阅读上的障碍;最后,蒋彝对部分中国文化的介绍浅尝辄止,而一些中国文化习俗的阐释也局限于地域化,缺乏代表性。但总的说来瑕不掩瑜,蒋彝的游记作品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通过对蒋彝游记作品的研究,我们可以剖析蒋彝作品深受海外读者欢迎的原因,从而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