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10年代初期的中朝两国,正面临着列强的侵略,并逐渐成为条约体系下的半殖民地国家。与此同时,西方的基督教势力不断地在两国渗透,中朝两国的基督教政策随之应运而生。整体上看,中朝两国的基督教政策都经历了禁教、弛禁和容教三大阶段。中国因清康熙朝的礼仪之争而对基督教实行禁教政策。禁教政策在两次鸦片战争后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冲击下松动。中法《北京条约》确立了宽容传教政策,并成为晚清的基督教政策,持续至清朝灭亡。在容教政策实行过程中,晚清政府曾主动对基督教进行管理,但因教权是不平等条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和条约中的其它条款互相联系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加之中国传统文化与基督文化的冲突,教案频繁发生,其隐患难以消除。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使晚清政府对容教政策进行修整。辛亥革命推翻清朝,晚清的基督教政策即随之覆灭。朝鲜王朝在开港前,信教的士大夫为基督教辩护;不信教并反教的士大夫极力批判基督教。反教士大夫的言论被朝鲜王朝政府采纳,通过“正邪之辨”和“华夷之辨”的模式反教和禁教,并通过“修政明学”和“五家统法”引导和管理民众的信仰,由此发生了诸多教难,但其信仰未被断绝。开港初期,朝鲜王朝政府暂时延续了严禁的基督教政策。《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的签订使朝鲜王朝政府实行宽禁的基督教政策。期间,由于基督教的传播引发朝鲜王朝政府的恐慌,所以在1888年4月22日公布《耶稣教传道禁止件》。同年发生了“婴乱”事件,美国公使丹时谟向朝鲜王朝政府积极建言献策,使其对外国人以及基督教的看法真正改观,转而继续实行宽禁政策。外国传教士通过间接和直接的传教方式逐渐获得了朝鲜王室和下层民众的接受,朝鲜王朝政府最终在1896年对基督教实行信教自由政策,并于1899年公布了管理教民的《教民条约》。中朝两国禁教和容教政策实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礼仪之争的加剧是中朝禁教政策实行的直接原因,统治者对皇权和王权的担忧是其根本原因,基督文化与儒家文化的差异及表现出的文化冲突是其重要原因。条约体系下的妥协是中朝容教政策实行的根本原因,外交政策的变化、政府应对基督教的策略倾向、列强传教方式的变化和社会结构的变动是中朝容教政策实行的重要原因。中朝容教政策的实行对两国社会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它加剧了两国的政治危机和文化危机,但是在容教政策实行期间,传教士开展的教会医疗和教育事业等活动在客观上推动了两国现代化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