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的沧海横流、惊惶动荡之中,一批反共的自由主义者觉得有振起舆论、挽救时局的需要,即希望通过创办报纸和杂志的形式,从思想上来与共产党作斗争。他们随着国民政府的百万军民撤离大陆,退守台湾。流离动荡之中,他们在台北创办了《自由中国》半月刊杂志,并以之为思想与政治阵地,一而高擎“反共抗俄”的旗帜,一而继续鼓吹“民主自由”的政治理念。雷震、殷海光等便是这个杂志的主要的负责人和撰稿人。胡适也曾一度被作为这个杂志的挂名发行人。在与国民党蒋氏政权度过了一段短暂的为“反共抗俄”而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日子之后,《自由中国》逐渐张扬起自己的自由主义诉求,即开始向民众宣传自由与民主的真实价值,声言个人自由高于国家自由、主张言论自由、实行民主政治、成立反对党以监督一党专制,并且督促“政府”(各级的“政府”)切实改革政治经济、努力建立自由民主的社会。渡海来台的国民党政权在经过一番痛定思痛的反省之后,对国民党加以大力改造,非但没有实行民主政治,反而继续坚持一党专制的威权政治体制。随着朝鲜战争之后美国第七舰队的入驻台湾海峡及对台扶助政策,国民党政权走出风雨飘雨之后,加紧了对自由主义诉求的压制和打压,《自由中国》与国民党政权之间的歧见也便曰渐张裂而扩大,在经过《政府不可诱民入罪》、胡适辞职抗议信及《计划教育质疑》等几次风波之后,胡适脱却发行人衔名,雷震被注销国民党党籍,《自由中国》批评时政的尺度也便节节升高,亦更多碰触当权者的禁忌,尤其是“祝寿专号”的刊发和“今目的问题”栏目的开辟,刺破国民党政权假借“反攻复国”的口号而威权统治台湾的政治神话。国民党政权遂对《自由中国》进行全面性的围剿和围攻,罗织罪名,污蔑构陷。在反对修改“宪法”及反蒋三连任的舆论鼓吹失败之后,雷震终于走上与台湾地方政治人物结合,筹组新党的实际政治活动,这导致国民党当局的最大恐慌,也造成《自由中国》与国民党政权的最后决裂,《自由中国》因此遭到当局取缔,岛内这波自由主义运动也在雷震被捕入狱的悲剧中落幕。《自由中国》生命历程中的三位关键角色：胡适、雷震及殷海比,长期成为学界关注和研究的对象。胡适的消极退让使他“自由主义之父”的光环渐渐消褪而蜕变为一个“乡愿”,不仅在新党组建上无所作为,对雷案也失语噤声：雷震从“坐而论道”到“起而力行”的突破,是岛内自由主义群体从媒体论政走向组党参政的开端,为后来者树立了一个榜样：殷海光的奋槌梃击,义无反顾为他奠定了历史的声名,但也加速了《自由中国》的毁灭,并为自己遭遇迫害埋下了祸根,他们各自的命运对岛内后续的自由主义运动当有着相当的借鉴意义。《自由中国》对“一个中国”的坚持和省籍问题的关注值得后人深思,它将祖国大陆反抗威权统治的自由主义精神“横向嫁接”到台湾,兴起了岛内自由主义运动的声浪,并为后来的党外运动所“纵向传承”。雷震被捕和《自由中国》终刊,威权政治笼罩台湾社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遭到压迫和迫害,但杂志所宣扬的自由民主理念并未就此熄灭,《文星》、《大学杂志》、《台湾评论》、《中国论坛》等刊物的接续出现,《自由中国》则是其重要源头。它们同样标举自由主义旗帜,在岛内播撒自由民生理念以及西方政党政治主张——即合法的有力的反对党的存在是监察、督促政治清明的良方。可见,《自由中国》充当了在台湾传播自由主义的先驱者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