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作家戴·赫·劳伦斯(1885——1930)在英国文学史上颇具盛名,中国作家张爱玲(1920——1995)则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他们都关注女性的生存现状,对女性心理都有独特的见解和描述。他们各自的代表作《儿子与情人》和《金锁记》也都受到大量读者的喜爱。但很少有研究者对两部小说的女主人公吉特鲁德和曹七巧进行对比分析。两位女主人公属于文化传统不同的西方和东方国家,但她们的精神实质却有许多相似,本文关注到两位女主人公的诸多共同之处,对比分析在父权社会里两位女主人公人性的扭曲,探索两位女性从天真烂漫的少女到偏执变态的母亲的转变过程的不同民族文化烙印,揭示父权社会的罪恶,并对两位女主人公的悲剧进行历史和政治上的思考。本文首先剖析父权制社会对两位女性造成的人性的扭曲,揭示父权制社会的不幸的婚姻是造成她们人性扭曲、人格变态的元凶,接着对吉特鲁德和曹七巧这两位女主人公从天真烂漫的少女到偏执变态的母亲的转变进行对比和分析,展示她们身上体现的不同民族文化的烙印。吉特鲁德和曹七巧都进行过反抗,但均以失败而告终,她们都是父权社会的牺牲品,但是他们的人性的扭曲有着不同的民族文化烙印。吉特鲁德偏执地自恋的同时,对儿子的灵魂进行控制,七巧疯狂地虐待他人、变态地占有金钱,两位女主人公的人性扭曲背负不同民族文化烙印有三个主要原因：一是两位女主人公处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二是劳伦斯和张爱玲具有不同的生长环境和人生经历,三是劳伦斯和张爱玲持有不同的女性观。吉特鲁德和七巧的悲剧让我们认识到社会的文明和进步必须以妇女解放程度为尺度,两性的平等不仅是政治和经济上的,也是人格和精神上的,女性必须自尊自立、培养健康独立的人格。吉特鲁德和七巧是不同文化传统里的两个艺术形象,然而在父权社会里她们面临着相似的生存困境。女性问题是社会问题之一,只有打破父权制社会结构,解决女性问题,促进两性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取得平等的地位,培养女性健康独立的人格,实现两性的平等和谐,才是真正的妇女解放道路,才能构建和谐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