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则臣是“70后作家群体”中一位特色鲜明的作家,他的小说创作秉承了批判现实主义传统,在写法上又别具一格,受到了现代派的影响。他关注底层百姓的现实生活,但又并非居高临下式的关注,而是身处其中,和他们一起品味生活的酸甜苦辣。在他的作品中,各色人等无论身份地位如何,都平等地处于现实生活的裹挟之下,经历着生活的幸福与痛苦。《耶路撒冷》是徐则臣迄今为止发表的最后一部长篇,也可以说是他的代表作,我们可以从他的一次访谈中找到依据:当记者问到他是否已经写出了一部让自己心安的作品时,徐则臣这样回答道:“非要找一部,那就是刚写完的《耶路撒冷》。我一直想在三十五岁之前写一部能够总结这么多年想法、对这些年的积累可以做个比较彻底清理的小说,这部小说基本做到了。写它的时候,觉得之前的写作都是练笔;写完后,我觉得我会写小说了。”[1][165]《耶路撒冷》于2014年获得老舍文学奖,徐则臣也成为第一个获得老舍文学奖的“70后”作家。本文主要是通过心理批评和文本细读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试图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来探讨《耶路撒冷》中的心理学倾向,并以马斯洛的人本主义学说和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分析《耶路撒冷》中的人物动机和人物形象。除引言和结语部分外,本文一共五章。引言部分从心理学的发展历程入手,概括介绍了主要的心理学流派,阐述了文学与心理学的关系,介绍了评论界关于徐则臣的研究成果,进而提出本文的切入视角以及写作思路。本文首先从精神分析学说来看徐则臣小说创作受到的心理学影响,探索了徐则臣的家庭出身以及他的生活经历特别是童年经历,认为他在童年生活中所受到的压抑,以及个人的身份焦虑、生活焦虑,导致他的小说作品中的“出走”主题的呈现。个人的压抑,通过作品而宣泄出来。接着运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论证了易长安父子、吕冬母子和杨杰母子受到的俄狄浦斯情结的影响。阐述了易长安的弑父情结和杨杰、吕冬的恋母情结。其中,杨杰的恋母情结导致他娶了一个北京籍的妻子,而吕冬的恋母情结,导致他娶了一个和母亲的个性和职业都非常相近的妻子。本文还从意识与潜意识入手,探讨了易培卿及其妻子在二者的身份及关系中受到的心理创伤,他们都运用移置作用去处理这种创伤。而初平阳,则是通过移置作用,将景天赐与秦环奶奶相连接,从而以去耶路撒冷留学的方式,解决了长存在心底的问题。同时,本论文论述了由于反向作用,导致秦福小对待弟弟景天赐特别好的现实。而在景天赐的死亡中,受到心理创伤比较严重的秦福小,在不断的梦境中,进行了自我的拯救。然后以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为依托,叙述了花街小伙伴的集体返乡,在他们的实际返乡背后,还有秦环秦奶奶的精神还乡。无论是实际返乡还是精神返乡,都是一种回归心安的方式,无论是永恒回归还是再出发,他们都找到了自己的救赎方式。最后从马斯洛的人本主义理论出发,集中阐明需求层次理论在《耶路撒冷》中几个关键人物身上的体现,正是由于安全的需要没有得到满足,舒袖无法在爱与归属的需要层次上停留,她选择了离开北京。由于尊重的需要没有得到满足,易培卿一直固执地在事事上都追求所谓的尊严。而初平阳,是一个不断追寻自我实现需要的知识分子,为此他放弃了大家都觉得不错的工作,不断地走上求学之旅。结语总结了《耶路撒冷》中体现的心理学原理,阐述了徐则臣在文学创作中受心理学影响的可能。作为“70后作家团体”的重要一分子,徐则臣的小说在中国当代文坛有着特殊而重要的意义,本论文旨在彰显其心理学意义,并认为非常有必要从多角度多方面挖掘徐则臣小说《耶路撒冷》的“心理学”特征,我们的文学研究也有了跟进的必要和阐释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