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围绕民国时期蒙文学会创办的《丙寅》杂志与蒙古留平学生会会刊《新蒙古》月刊的叙事文学,在梳理民国时期蒙古会刊创办的缘起、《丙寅》与《新蒙古》对蒙古文学共同体形成的促动两个宏观问题基础上,重点探究《丙寅》与《新蒙古》所刊载的叙事文学作品的栏目、主题、体裁与文体风格及所构建的以“启蒙”“革命”“救亡”“民族”为中心的话语体系,旨在一窥近代蒙古期刊媒介在凝聚蒙古人文化意识、促进蒙古社会观念变革、推广现代蒙古文学上的具体角色和贡献。《丙寅》与《新蒙古》月刊的编辑群体,首先是近代蒙古学堂、学会、报刊联动文化事业的启蒙者,其后逐渐承担起蒙古社会启蒙家的角色。两刊文学创作的顺利展开和作品的广泛传播,不仅得到近代各界开明蒙古人的扶持,也是清末民初蒙古文化群体社会使命的延伸。《丙寅》与《新蒙古》月刊的叙事文学作品,既承载着人生观、友情观、爱情观与金钱观的探讨,也映射了民国蒙古地区蒙汉民众所处的特殊文化环境与面临的巨大生存困境,反映了蒙古地区社会普遍贫困、苛捐杂税盘剥、新旧思想冲突,及黄教制度、蒙汉官僚和日本帝国主义诸势力的沉重奴役压迫等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丙寅》《新蒙古》等蒙古民间会刊承载着蒙古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启蒙、记史的双重媒介使命,不但为蒙古人现代民族意识的形成,并为整个中华民族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构建都产生了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