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中国现代文学的总体态势,如果说五四时期的文学是“人”的文学,主旋律是启蒙的话,那么三四十年代的文学则是大众的文学,救亡弥漫文坛。萧红在主流思潮的裹挟下走上文坛,因“越轨的笔致”①和“非女性豪迈的胸襟”②被文坛之父鲁迅寄寓厚望,《生死场》使她成为抗战文学最年轻的得力主将,从此被纳入三十年代主流作家的范畴。但随着抗战的全面爆发和深入,作者逐渐摒弃了主流话语,开始回望童年和故土,因此受到茅盾等评论家的批判,作品与她的人生选择一样长时间内不被理解和接受。当然这对萧红作品来说,是在抗战文学标准下的一种历史误读,评价有失偏颇。远离时代的干扰,重读萧红作品,我们发现作者在众多著名评论家尖锐的否定中对个人写作的坚持和坚守是多么的勇敢和睿智。三十年代初,萧红因与萧军印发散文小说合集《跋涉》开始在哈尔滨文坛崭露头角,1935年因其长篇小说《生死场》被鲁迅先生大力推荐而扬名上海,此后通过鲁迅先生的引荐得到胡风、茅盾等人的欣赏和帮助,萧红与左翼文学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从刚开始的阶级话语,到拒绝写正面战争,拒绝讴歌时代英雄,小人物在战争中遭遇的悲欢离合开始出现在她的笔端,再到最后的客居香港,回望故土,萧红与左翼作家的异趣越来越明显,呈现出一种个人写作的态势。萧红个人写作的关注点,就其内容而言可以划分为两个系列：一是极度关注他人的痛苦与不幸,始终在真诚和悲悯中关注社会弱者,尤其是弱者中的女人、老人和儿童,这一类作品大都没有忽略抗日这一背景,只是作者关注的重心是战争怎样影响普通百姓的生活,通过对这些弱小者生存绝境的聚焦,来展示战争给普通个体造成的心灵创伤；一是本着“作家创作是对着人类愚昧”的创作理念,通过特殊意象的设置,在时代的喧嚣中沉静的反思国民固有的惰性,彰显文化批判的力度,显示了另一种历史真实。萧红坚守个人写作,表达了对生命的极度敬畏,在那个趋同性强烈的时代坚持了女性的立场和意识,并大胆反叛传统的小说写作惯例和要求,大胆宣言：“有各式各样的作者,有各式各样的小说”③,小说创作过程中多次出现一种相对于传统小说的“缺席”,这些都是萧红坚守的个人写作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独特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