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开始社会保险“阶段性降费”改革之前,学者对我国社会保险高费率的讨论一直较多,认为高费率会增加企业的用工成本,限制企业的发展。而企业对于这部分成本,也可能会通过降低职工工资和福利津贴等形式将成本转嫁给职工,或采取逃费漏费的方式规避成本,或减少雇佣规模等。自2015年起,我国开始了阶段性降低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三类保险费率的改革,并于2016年将部分省市企业养老保险费率从20%阶段性降低至19%,在2019年再次将企业养老保险费率全面降低至16%。对于降费效果的考察,学者较多地从经验总结的角度进行讨论,或者通过构建精算平衡模型,分析降费对社会保险基金的影响,而鲜有通过实证检验降费效果的研究。与此同时,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引起高度重视,那就是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增经济增速放缓,受外部环境等多方面因素影响,我国的就业规模呈现一种下降趋势。而根据早期学者的研究发现,社会保险的高费率会挤出就业,那么随之而来的思考就是我国的社会保险降费改革是否会带来就业的增加,或者至少能够稳定就业?但这与近几年我国就业总量持续下降的现实不符。因此社会保险降费改革与就业下降之间的关系就值得重点关注。尽管诸多问题需要时间的检验,但基于现有政策和数据,学者仍可以进行积极有益地探讨。这些探讨既可以对改革的效果进行清晰识别和准确认识,也可以为下一步的改革提供理论支撑和经验指导。基于对以上背景和现状的分析,本研究收集了我国2007—2018年间城市层面的社会保险政策费率、城市统计年鉴中的城市基本信息、上市公司社会保险缴费及财务状况等基本数据,以及CFPS 2014年、2016年、2018年微观调查数据,形成了基础的数据库,并选取养老保险的“阶段性降费”改革展开了一系列讨论。本研究主要是想回答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在将降低的社会保险费率纳入考察范围之后,学者研究中较为主流的“社会保险缴费对就业具有挤出效应”是否仍旧存在?第二,社会保险“阶段性降费”改革的直接效果如何?即政策费率的下降是否导致企业实际缴费率的下降?且政策费率1%的下降是否会导致实际费率同样下降1%?第三,“阶段性降费”改革对企业雇佣规模是否有着显著影响,如果存在影响,其影响机制是什么?第四,我国的社会保险“阶段性降费”改革是以地级市为实施范围的,直接的受益对象是符合条件的企业,那么是否会进一步传导至微观个人?也就是说,个人会对本次“阶段性降费”改革作出何种反应?改革会对个人的劳动供给决策产生何种影响?围绕以上几点问题,本研究基于“阶段性降费”改革的准自然实验,使用双重差分的估计方法,对降费直接效果和就业效应进行了系统全面地评估,这对我国社会保险基金筹集、征缴体制改革等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同时也有助于丰富现有研究,为后续学者的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本研究共包括九章内容,各章开展的工作及主要结论如下:第一章是绪论。本章主要是介绍本研究的选题背景、研究意义、研究方法、创新以及不足,并对国内外社会保险影响就业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总结当前研究现状、趋势与不足,为本研究的开展奠定基础。第二章是社会保险影响就业的相关理论。本章主要从三个方面为本研究提供理论支撑:首先,介绍就业理论的演变与沿袭,同时对就业理论中与社会保险相关的理论进行简单地阐述,主要是从西方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其次,分析社会保险缴费的基础,即工资是如何决定与变动的,以及企业的效率工资是如何确定的,为研究中政策费率与实际费率下降不同步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撑;最后,讨论社会保险费的经济归宿,即社会保险费最终归宿于企业还是劳动者,对劳动成本的转嫁及对劳动力的需求提供了解释。第三章是我国社会保险制度改革及费率现状。首先,本章从社会保险制度改革和费率的确定、“阶段性降费”改革、征缴体制改革来对我国社会保险费率的变化和征缴进行历史沿革分析;然后,选取社会保险费率中较高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两项险种,从城市政策费率和企业实际费率两个层面分析当前我国社会保险费率的现状,结果表明我国社会保险的政策费率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保持相对稳定,而实际费率在不同企业中体现出较大差异。第四章是我国就业现状及变化趋势。本章对就业的现状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讨论:一是从时间、空间视角分析宏观的城市就业现状及变化趋势,二是从企业所有制、规模、行业等视角分析中观的上市企业劳动需求现状及变化趋势,三是从年龄、性别、健康等视角分析微观个体的劳动供给现状。总体而言,我国就业在2014年和2015年之前基本保持波动上升的趋势,而在2015年之后呈现出一种波动下降的趋势。第五章是社会保险对就业挤出效应的检验。本章主要是使用包含“阶段性降费”改革后的费率水平,借鉴现有的研究方法,构建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对就业的挤出效应进行检验。研究发现,养老保险费率每增加1%会导致企业雇佣规模下降1.25%,且在1%的水平上统计显著,并在此基础上,对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不同性质就业情况的异质性进行分析。第六章是“阶段性降费”改革对实际费率的影响。本章基于“阶段性降费”改革的准自然实验,讨论养老保险政策费率下降1%对上市企业养老保险实际费率的影响,估计结果表明降费改革导致企业养老保险实际费率下降约0.4个百分点,且降费改革的效果在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不同所有制、不同劳动特征上体现出一定的异质性,在工业、东部地区、民营和非劳动密集型的企业中较为显著。在此基础上,本章根据成本—收益分析法,分别计算降费改革所带来的社会成本和社会收益,发现该降费效果最终为工业企业和民营企业分别带来745.58亿元和563.47亿元的社会净效益。第七章是“阶段性降费”改革对企业劳动需求的影响。首先,本章对社会保险影响就业的机理进行初步分析;其次,通过双重差分方法估计养老保险“阶段性降费”改革对上市企业雇佣规模的影响,结果显示在仅控制企业特征变量的情况下,降费改革导致企业的雇佣规模显著下降8.32%,在包含所有控制变量时,降费改革会造成企业雇佣规模显著下降6.65%,且对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企业雇佣规模影响具有异质性;再次,本章从实际费率的挤出效应、成本转嫁动力、企业升级推力三个渠道来进一步分析社会保险降费影响就业的机制。最后,立足于较早时期开展的社会保险征缴体制改革,通过构建DDD模型考察征管体制改革在本章因果效应识别中的作用,估计结果表明了与税务部门征收的地区相比,“阶段性降费”改革对就业的降低作用在社保部门征收的地区相对更大。第八章是“阶段性降费”改革对个体劳动供给的影响。本章使用CFPS 2014—2018年调查数据,结合社会保险政策费率及宏观统计数据,在双重差分的框架下考察社会保险“阶段性降费”改革对微观个体劳动供给的影响。估计结果显示,在不包含控制变量的情况下,降费改革会导致个体进行劳动供给的概率下降1.72%,并且这一结论在5%的水平上统计显著;在控制所有变量之后,个体提供劳动供给的概率下降为1.93%。而异质性分析发现,受到影响的群体主要是21—30岁和受教育程度为大学及以上的群体。此外,本研究试图从能否享受企业福利的“内部人”和“外部人”的视角对影响机制进行分析,发现就业概率下降的对象主要是未享受到企业现金和实物补贴的“外部人”。进一步讨论发现,“阶段性降费”改革仅影响个体的劳动供给决策,并未影响其劳动供给时长,但降低了个体退出劳动力市场和“提前退休”的概率。第九章是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本章总结了本研究的主要结论,并据此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最后明确了今后进一步研究的主要方向。其中,本研究的政策启示可以概括为以下五个方面:社会保险降费改革需综合权衡稳就业目标、加强对企业社会责任正确理解的宣传、在降费底线下减轻企业的超额用工成本、社会保险降费与缴费基数实行联动改革、社会保险降费改革的同时严格规范征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