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的治理理论,在短短二十年时间内已具如日中天之势,发展成为公共管理学中的一门“显学”,相关理论论著大量涌现。我国高等教育管理领域也积极回应,寻找可供借鉴的理论资源与政策参考的价值,由此诞生了大学治理概念及其一系列理论主张。毋庸置疑,大学治理的提出为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开启了新的思路,点燃了新的希望。但是,我们发现,我国教育研究者更多地是将治理理论当作一种不言而喻、不证自明的价值预设,并用以裁剪我国大学管理的现实,即我国学术界大都将治理理论奉为圭皋,而对其批判和反思并不多见。事实上,作为一种发展中的不成熟的理论,治理理论本身就存在许多缺陷,它在我国大学的风靡将会因面临诸多阻碍和困境而黯然失色。倘若我们不弄清其来龙去脉、不揭示其“隐蔽主题”、不明确其理论边界和适用范围,就会在“大学治理”光环背后遭遇失败。因此,本文主要反思治理理论在我国大学的适用性问题,立足于目前我国大学的实际情况,重点并深入剖析该理论在我国大学所面临的困境,希望褪去“大学治理”这个溢美之辞的虚幻色彩。本文正文部分共分为四章,围绕治理理论对于目前我国大学的非适用性进行阐述：第一章：分析治理理论自身的局限性。治理理论以极端自由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作为理论渊源,继承了其反国家、反政府的理论缺陷。从政治倾向上看,治理理论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该理论采用“经济人”假设,但又对个人的责任心及道德感过度依赖；它试图实现优势整合,却极可能导致“多领域比较劣势叠加”,造成更大范围的失败,从而表现出治理理论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第二章：指出我国大学实施治理的条件尚不充分。大学治理的实施需要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多方面条件的达成。但从宏观环境来看,我国市场经济不够发达、政府职能转变不够、公民社会尚未成熟、契约观念仍未形成,表明实施大学治理的宏观条件缺乏；从微观环境来看,我国政府依然控制大学组织、高等教育市场尚未形成、大学中介组织发育不足、传统思维方式根深蒂固,表明微观条件也匮乏。第三章：指出我国大学治理将面临重重阻碍。源自于利益诉求的差异,作为松散联合体的大学组织系统存在各种冲突,大学合作网络的自组织治理建基于“反思理性”之上,但“反思理性”未必优越于“实质理性”和“形式理性”,大学治理极易陷入“公地悲剧”和“集体行动的逻辑”,对冲突的协调无能为力,导致“集体行动失效”。我国大学治理结构变迁会对初始产权结构、制度变迁方式、大学传统文化、领导者行为倾向产生路径依赖,在路径依赖的自我强化机制作用下,大学治理变革因受到这种遗传效应的潜在影响而将变得举步维艰。第四章：剖析我国大学治理将陷入的多维困境。治理理论本身隐藏着诸多矛盾,致使其内部逻辑缺乏自洽性,这些矛盾在我国大学的现实语境中更是表露无遗,导致大学治理陷入一系列困境之中。归纳起来,主要体现在：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去中心”与“元治理”、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现代官僚制与后官僚制、合法性与责任性、可行性与有效性等方面。治理理论对于这些问题解说的含糊其辞与模棱两可暴露出其空洞抽象的一面,致使我国大学治理处于极为尴尬的境地。最后,对全文作综合评述,并提出笔者的基本结论与看法,表明对治理理论运用于我国大学的基本立场与态度,以及对其未来发展趋势的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