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九十年代以来重要的华文文学代表作家,虹影有关“中国”的记忆、体验和想像始终是其小说创作的取材和灵感之源;九十年代移民英国以后的海外经历,则使她的文学创作获得了世界性的观念支撑和艺术启迪。这两方面因素的交融,成为支撑虹影文学创作的根本心理动因和取用不竭的心灵资源,由此形成的四个主观化的心灵维度:“创伤记忆”“苦难意识”“性别体验”和“边缘心态”,构成了她小说创作的四维空间,从根本上决定了虹影小说创作的题材内容、精神内涵和艺术个性,也是确认其创作成就的四个价值尺度。虹影迄今为止的全部创作,都可以在由这四维空间所构成的综合视野中得到分析、阐释和评价。本文从“创伤记忆”“苦难意识”“性别体验”“边缘心态”四个关键词所构成的四维空间出发,在充分考察虹影生平和创作道路的基础上,以文本分析为基本手段,并广泛借用“成长小说”理论、“传记批评”理论、女性主义批评、“身体写作”理论、“边缘人”理论以及流散文学等理论和批评方法,对虹影的小说创作进行系统深入的综合研究,深入揭示其作品的创作成因和主题内涵,全面评价其作品的思想价值、艺术特色和创作成就。论文由前言、主体五章和结语构成。前言部分对目前国内外有关虹影小说创作的研究现状、主要成就和不足进行综述,并阐明本文的选题主旨、研究重点和研究方法。第一章对虹影的生平和创作道路进行系统考察和描述。一方面,重点关注了虹影的身世、成长道路和情感经历。另一方面,系统考察了虹影的文学道路,对她从早期探索到成熟、成名的文学创作历程进行了分阶段的考察,同时对她作为一个著名“话题作家”在海内外文坛所引发的各种公共话题和是非争议进行了现象性的观察,呈现其个人生活和气质性情的不同侧面并作出评析。第二章从“创伤记忆”这一维度入手,探讨虹影小说创作中的成长主题及其相关作品对亲情伦理的冷峻透视。《饥饿的女儿》是虹影在文坛的成名作,为她在海内外文坛带来了巨大的声望。这部成名作及其后出版的《好儿女花》和一些中短篇小说,都是虹影在个人真实的成长经历和家事背景基础上创作出来的带有鲜明自传色彩的“自我暴露”型小说。这是虹影小说创作中最重要和最有价值的部分之一。首先,这些作品把中国特定历史情境下主人创伤性的童年记忆、生理和心理上如影随形的饥饿感、叛逆的初恋、对身世的困惑、对“父亲”的找寻、对“家”的逃离等成长体验进行了细腻的再现,饱含着青春少女刻骨铭心的痛感,也传达着对生命的深刻领悟。其次,这些作品还以惊世骇俗之笔描述了传统意义上被视为是“家丑”而不足为外人道的那些黑暗和屈辱的记忆,把她所出身的那个底层草根家庭的亲子关系、亲情伦理置于极端苦难和粗鄙的生存现实之中,从细节丰盈的日常化生存视角进行写实性观照,展示其斑驳的面目和复杂的真相。其三,这些作品有的被作者直接称为“纯粹的自传”(《饥饿的女儿》),有的被作者委婉地叫作“自传体小说”(《好儿女花》),无论哪一种情况,虹影都表现出“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的巨大勇气,大胆自曝身世、自揭家丑,既挑战了传统伦理禁忌,也突破了传统文体边界,将百年华文文学“自我暴露”的写作传统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代表了华文文学自传体小说创作的新突破。这种自传体写作所表现出来的写实的高度、人性的深度和拷问的力度,及其震撼性的艺术感染力,在当代华文文坛具有不容忽视的独特价值。第三章从“苦难意识”这一维度入手,讨论虹影如何在其苦难人生经历的基础之上,从历史反思和现实观照的意义上去展开其苦难叙事。具体而言,在长篇小说《饥饿的女儿》《孔雀的叫喊》、“上海三部曲”系列、《好儿女花》和中短篇小说《绿袖子》《鹤止步》《那年的田野》等作品中,虹影对贫穷、饥饿、政治动乱、战争和社会动荡所造成的人类苦难,进行了饱含痛感的深切表现。首先,虹影以自己的成长经历为根基,对上世纪50-70年代中国一个城市贫民区所遭遇的贫穷与饥饿之苦进行了历史的复原。她从有关街巷、堂屋、阁楼、公厕等日常生活场景的记忆入手,展示了贫穷的真相,为那个几乎没有私人生活的赤贫年代留下了独特的空间写照;她通过对个人、家族、城市在饥饿中挣扎的受难史的呈现,为饥饿的记忆留下了清晰的时间线索。虹影从女性个人化的小叙事立场和女性身体体验的细腻感受出发来反刍贫穷与饥饿,“恢复了被迫失去的记忆”。其次,虹影以个人化的成长记忆和历史感受为基础来表现动乱与暴力之苦,表达她的历史反思和现实忧患。她的创作广泛触及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以来的“镇反”运动、“大跃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呈现了政治动乱年代荒谬的斗争逻辑和非理性的暴力肆虐之下,个体所遭受的灾难性毁伤,以及历史功利主义选择之下人性苦难的多元形态,并将这种历史反思引向忧患重重的当下现实。其三,虹影还以悲情男女的遇合流离、命运浮沉为着眼点,在传奇性的历史想像叙事中来表现战争与乱世之苦。青楼妓院、旅馆舞厅、黑社会、情报战线、特务机关,以及战争阴影下的城市和荒野,是虹影演绎人物命运、制造乱世传奇的绝佳舞台。虹影以其深刻的洞察力,对大动荡背景下卑微个体的生存苦难进行了富有历史感和想像力的生动呈现。第四章从“性别体验”这一维度入手,讨论虹影小说对女性意识和女性欲望的叛逆性书写。长篇小说《饥饿的女儿》《好儿女花》、“未来小说”三部曲、《K》《上海王》和中短篇小说《绿袖子》《近年余虹研究》等,是本章所涉及的重要文本。其一,虹影的女性意识深受波伏瓦的影响,她自称是一个“命运预设的女权主义者”和“行动的女权主义者”。虹影作品对女性在男权中心社会的“他者”困境和附属命运有切肤之痛,通过从恋父到审父、弑父、杀夫、阉割男人的惊悚情节来表达其对菲勒斯中心主义传统的极端叛逆和激烈反抗,并以其“超性别写作”的观念野心,试图在传奇书写中构建女性的历史主体地位。其二,欲望叙事是虹影小说创作的重要内容。在虹影的小说作品中,“虹”是一个具有特定含义的字眼,既是虹影对自我的隐喻,也是女性欲望的象征,是一种美丽的诱惑、致命的危险、叛逆性生命力的张扬。虹影将这种自我的隐喻和欲望的象征投射到她所钟情的女性主人公身上,来展开其极具个人化风格的欲望书写和情爱叙事:以女性主义立场反抗菲勒斯中心主义传统,充分调动女性的身体体验,以离经叛道的“身体写作”大胆地呈现女性的身体美学,把性的完美礼赞为灵魂的高扬和生命的极致,建构起风格热烈、坦荡而又流丽的虹影式的情爱叙事。其三,《K》是虹影最具争议性的作品,本章第三节通过对《K》的专论,进一步深入地分析和检讨了虹影的女性意识和欲望叙事。一些流行观点从后殖民主义批评视角出发,把《K》视为一个东方主义写作范本,本文对此进行了辨析与质疑,并将《K》还原到性别冲突的论域,认为《K》仍是一部体现着虹影女性意识和女性欲望的典型文本,是一个女性的“白日梦”叙事:它塑造了一个敢于以身体的叛逆来反抗某种欲望压抑和道德禁忌,敢于实践、主导和享受完美性爱的罕见的中国女性形象,显示了虹影大胆反抗和颠覆菲勒斯中心主义传统的女性立场。但其局限性也很明显,虹影在《K》中将其女性主义的欲望诉求,建立在道家所谓“房中术”这样一套荒诞不经、腐朽虚妄的理论话语之上,显然是一大败笔。第五章从“边缘心态”这一维度入手,讨论虹影作品中的“边缘人”形象。所谓“边缘人”,指的是因为种种主观或客观原因,不得不疏离于社会主流群体之外,或与他人、与社会之间的对话关系出现断裂,因而不得不置身于日常生存秩序之外的人。虹影自己所身处的多重边缘情境决定了形形色色的“边缘人”形象是其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特点。具体而言,本章主要涉及《饥饿的女儿》、“上海三部曲”等长篇小说及《绿袖子》《鹤止步》《鸽子广场》《你一直对温柔妥协》等中短篇小说,重点讨论了虹影作品中四种典型的“边缘人”形象。其一是“家”的边缘人。重点讨论了这些边缘人的无家之痛和恋“家”之情,“寻父”的本能冲动,以及他们以“爱”为“家”的最后救赎的至情之心与苦情命运。其二是国族边缘人。重点讨论了这些边缘人在国族政治语境中身份认同与情感选择之间的两难,及他们在跨文化交际中的冲突、对话与交融。其三是社会边缘人。重点讨论了虹影作品中城市贫民与江湖艺人这两类社会边缘人形象。其四是性别边缘人。重点讨论了虹影作品中的女同性恋者和男同性恋者这两类性别边缘人群体。论文的结语部分,在主体章节的基础之上,讨论虹影如何因其“流散”的写作身份,获得了处理“中国经验”的更大自由,也获得了提升其创作的价值和意义的“世界眼光”。虹影小说的独特价值和世界性意义由此得到了彰显。结语部分还对虹影“中国经验”和“世界眼光”中的局限性进行了客观的检讨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