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诱”及“和诱”罪主要是指拐卖人口犯罪,其中“略诱”罪强调被动性与强迫性,“和诱”罪则须得到被诱人的事前承诺。本文立足于法律的静态与动态视角,认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略诱”及“和诱”罪以人权保障为立法主旨,法律规定较之前代更加细致规范,可操作性逐步加强,但由于法律依据的不断变更出现犯罪对象前后反复等情形,如此导致司法实践出现非规范性特点。总体而言此阶段“略诱”及“和诱”罪的法律实效并不理想,根本原因在于立法与司法脱离了社会历史条件。通过对各代法律条文进行比较分析,得知以清末变法为界点,“略诱”及“和诱”罪立法宗旨呈现出由维护国家等级秩序到保障个人权利转化的特点。南京国民政府十年建设期间刑法渊源历经《暂行新刑律》、1928年《中华民国刑法》、1935年《中华民国刑法》三部法典。三部法典对该罪的规定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主要表现为三部刑法典皆保留了清末《钦定大清刑律》对拐卖人口犯罪的法定称谓且立法主旨一脉相承。但1928年《中华民国刑法》取消了《暂行新刑律》将“略诱”及“和诱”独立设为一章的立法模式,将该罪分设于妨害婚姻及家庭罪与妨害自由罪两章之中,1935年《中华民国刑法》在1928年《中华民国刑法》分章设立的模式之上,进一步将“略诱”“和诱”的条文进行分离,立法原则由“报应主义”转变为“预防主义”,以上变化主要是基于法律公正与实用主义的考量。借助国民政府司法公报等史料记载的“略诱”及“和诱”罪案例,可发现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审判人员援用裁判依据、判断犯罪构成违背法定原则的现象,但另一方面通过在实践过程中的不断积累,弥补了立法上告诉权主体不明,行使顺位不确定的问题。根据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犯罪数据统计的显示,此阶段“略诱”及“和诱”案件多发,禁止人口拐卖的法律意识较为淡薄。从制度层面而言是由于刑罚规定过轻导致缺乏儆戒效力。在法律适用上则带有一定的形式理性色彩,仅仅考虑法律自身的合理性,未充分考虑法律规定与社会现实的结合。此外法官所作判决出现主刑从轻而附加刑（主要为褫夺公权）从重的现象,如此量刑会使刑法的儆戒作用进一步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