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发展,深刻地改变了政府治理工具、治理方式与治理形态,数字政府应运而生。大数据时代对政府平台管理、数据开放、政务服务和政民互动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政府由原来的“以效率为中心”转变为“以人为中心”,切实提高公民满意度。继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之后,我国迎来了第五个现代,也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近年来,国家层面对数字政府高度重视,各地也纷纷开展了数字政府实践,形成了许多特有的模式。然而,不同研究报告对于数字政府治理能力的评估结果显示,数字政府治理能力呈现出东强西弱、南强北弱的整体态势,但是也有一些中西部经济非发达地区也处于数字政府治理能力的第一梯队。因此,探讨数字政府治理能力的影响因素,找到其优化路径是提升数字政府治理能力,建设数字中国,助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应有之义。本文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案例与理论之间的对话,利用数字治理理论和TOE框架,从技术层面、组织层面和环境层面确立了六个解释变量。将各省的“数字政府治理能力”作为结果变量,利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进行实证分析。对于数字政府治理能力中各个影响因素的组合作用展开了研究,并提出了相应的优化路径。在理论探讨层面,在梳理数字政府的基本内涵与具体维度之上,整合数字治理理论和TOE框架,初步构建了数字政府治理能力的影响因素模型,为接下来的实证分析夯实了理论基础。在实证探讨层面,本文基于TOE框架,在技术层面选择了信息技术水平,技术管理能力;组织层面选择了财政资源供给,政策重视程度;环境层面选择了企业需求程度,公民需求程度一共六个关键变量开展实证分析。在对结果变量与条件变量进行定义与搜集之后,构建了基础数据库,并利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进行了变量校准、必要性检验、真值表构建以及稳健性检验。然后,根据组态分析结果,对数字政府治理能力的组态结果进行了路径分类、案例分析与因果非对称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政府治理能力主要受技术、组织和环境三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单个条件变量并不必然导致数字政府治理能力结果的产生。结合案例进行分析之后发现,数字政府治理能力强的生成路径有五条,可以归纳为技术驱动型、技术-（组织）双驱动型和技术-（组织）-环境全面驱动型三种类型。进行因果非对称分析后发现,数字政府治理能力弱的生成路径也有五条,但是,两种类型的路径之间属于非对称关系。在结果探讨与对策建议层面,基于数字政府治理能力强和弱的正反向分析,本文总结出三个结论,即技术条件是核心支撑力量,组织条件是重要辅助力量,环境条件是关键驱动力量。基于此,从技术、组织和环境三个层面提出了数字政府治理能力的优化路径。在技术层面,应当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技术管理能力;在组织层面,应当加大政府财政支出,提高政策重视程度;在环境层面,应当加强政企深度合作,重视公众服务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