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先回顾台湾高等教育中校园空间生产的影响因子,由日据时期的总督府营缮科、1945年后的教育部,到各校成立校务基金后的自主空间决策,讨论其中的空间决策权力机制移转.接着以台湾大学为讨论基地,首先整理台湾大学校园规划制度之组织架构与演变,检视在此等架构中,教授与学生的角色、定位,以及其参与所产生的影响.在上述讨论脉络下,本文的重点在于分析三种不同形式的大学课程与校园空间生产之间的关系.①专业领域之实习课程:以台湾大学校园空间作为空间规划设计专业实习的田野,分析真实的政治经济脉络,以及实质环境,其设计结果可以作为校方决策的参考.须要特别一提的是,建筑与城乡研究所的一门独立实习:女厕空间设计准则,从体检台大校园厕所开始,到发起台湾的新女厕运动,具体改变了台湾的公共建筑厕所的法令,也对实际的厕所设计产生影响.②大学的通识教育课程:以作者所开设的“人与环境关系导论”为例,说明如何借由课程讲授(如何观察/解读环境)以及作业要求(台湾大学校园拓图、台湾大学某地地图绘制、台湾大学空间使用后评估等),启发修课学生对于校园空间的好奇与认识,进而引发认同情感与参与的动力.③学生自主规划之课程:由创意校园计划案所衍生而出的学生自发性课程“校园文化资产诠释”,以校园知识为主轴,企图在参与式规划之前进行培力(empowerment),塑造对等之对话平台.知识活动与空间生产不应各行其是,若能相互渗透互动,可以活化校园并有培力效果.校园空间可以丰富知识活动的内涵,而课程亦可影响校园空间生产.当一所大学中的各式知识活动,直接关联其校园空间生产时,方能称该大学根植于该校园,将校园中的潜在课程(hidden curriculum)凝结为具象之空间实践,有机会拥有场所精神般之校园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