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图像学角度探讨巴蜀早期佛教遗迹源流与传入路线

来源 :中国考古学会,中国史学会,中国古都学会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zjxtlgj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本文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从图像学角度讨论:海内外现存的铜摇钱树佛像;巴蜀摇钱树佛像的年代,摇钱树佛像的造型模式;巴蜀早期佛教遗迹年代;迦腻色伽一世金币上佛像造型模式启示,巴蜀钱树佛像早期佛教遗迹主要源自贵霜犍陀罗佛像造型;摇钱树顶部佛像被尊称为“天中天“的源流和宗教意义:东汉时期中土汉译佛典中的“天中天”是来自犍陀罗语,犍陀罗地区佛教徒的死后理想观念,以及相关的图像东传巴蜀,为本地区世俗接受,而巴蜀最早的方志《华阳国志》却未记载这一历史现象和事实.第二部份讨论:传统观点的蜀印交通线——“南方丝绸之路”,认为这条路线在汉代作为沟通蜀、滇的商贸之道是存在的,但滇、缅、印之间的路线不清楚,至于其在宗教文化方面所起到的传播作用,迄今没有任何考古实物或文献记载予以证实.第三部份讨论:新蜀印交通路线——“甘肃、青海丝绸之路”.这条路线是由早在汉代(甚至时代更早)就开通了从益州(成都)沿岷江河谷,经茂州(今茂县)、松州(今松潘县)西北行,翻越甘肃西南部积石山,即古“河南道”,渡黄河上游,沿青海湖穿过柴达木盆地,越阿尔金山口,再与传统丝路南道汇合,度葱岭(帕米尔),经瓦罕走廊(今阿富汗境内)通往犍陀罗(Gandh a ra)、大夏(Bactria),及中亚至欧洲的国际交通路线.公元1至3世纪,著名的成都“提花蜀锦”沿这条真正的丝绸之路输送到欧洲;而同时期,贵霜犍陀罗(包括贵霜秣菟罗)佛像也沿此路线传入到巴蜀.这已得到重要的考古资料,以及东汉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罗马商团经中亚,及“丝路南道”中国行证实.
其他文献
作为一个岛国,斯里兰卡坐落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要点处,曾经受到过来自于印度洋彼岸的不同外来移民文化的巨大影响.这些文化及其带来的影响可以追溯至公元前1000年;并且持续至今.近三千年以来,发生在斯里兰卡及周边区域的外来移民浪潮使得最初的同质古代斯里兰卡文化逐渐转变为如今的精妙的异质文化.对于因文化交融所带来的影响,可以从历史建筑环境以及无形文化要素中得到印证.随着时光的流逝,文化交融及其产生的
文中介绍了汉代的一种酒具,标题是“说旋说樽”,说的只是一种酒具,旋即是樽,只是这樽并非是想象的酒杯。汉代沿用酒樽,让人们对酒樽的使用方法有了全面了解,知道是当时贵族饮酒的一种姿势,也是一种派头。酒一般盛在酒瓮、酒榼或酒壶中,开饮时将酒倾入樽中,再用勺酌入耳杯进饮。
茶文化起源于“天府之国”四川,而又最早发源于蒙顶山(旧称蒙山),通过一步步聚焦,再联系古往今来四川茶叶的发展和“丝绸之路”的不解之缘,以此来探讨,蒙顶茶是如何随着丝绸之路飘香海外的.
古代丝绸之路是中外商贸与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也是食物原料传播之路.从汉代到清代,域外食材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呈现出品类众多、高潮迭起、主次分明和广泛多变等4大特征.四川是陆上丝路与海上丝路的重要枢纽,大量传入的域外食材在川菜烹饪中得到充分利用,不仅夯实了川菜食材基础,强化了川菜调味特色,还创制了新菜品、构建和完善了川菜的菜点体系,促使川菜最终成熟定型与繁荣.今后,川菜既要继续加
唐代是中国丝绸悠久历史上自秦汉以来出现的又一次高潮,由于政治开明,交通发达,商业繁荣,尤其文化的自信,促使其工艺技术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绢、绫、罗、锦等各种产品丰富多彩,更由于丝绸之路的畅通,不仅陆上丝路输出与中亚、西亚各国开展贸易、文化交流,也通过新兴的海上丝路分别与东南亚、阿拉伯等国家、地区交流,融汇东西方文化,使织染技术和艺术的结合精彩纷呈,特别是唐代时期出现的织锦在丝绸品种与花色上的表现更
金沙遗址出土牙璋,无论从数量和质量上都可说东亚中首屈一指.金沙中出土玉牙璋,绝大部份是当地所制作,估计现在所发现数百件玉石牙璋,也是经历过数代以上的积累保存下来.其中也罕见有并不是金沙遗址中所制作的玉牙璋.本文以金沙出土2001CQJC:955玉牙璋为例,论证此牙璋并非在金沙制作,而是金沙王室或贵族从外地取得一件所属年代较早玉璋。把中原地区可能属于二里头文化最晚阶段望京楼的牙璋,与金沙、三星堆燕家
整个人类文明产生的时代,正是从纺织文化转变成丝绸文明的时代。这正是成都乃丝绸发源地之说的文化基础与历史基础。成都是丝绸起源地,是丝绸文明的故乡,正是建立在多元文明起源理论的基础之上的。蜀锦和蜀绣的结合,最早出现在汉代,是天府丝绸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与不朽的成果之一。考古证据证明了西汉时期蜀中丝绸发达的事实。成都作为西南大重镇,在丝绸之路历史上的地位极其重要而特殊。在整个南北丝路的构架中,成都在很长时
阿罗姆《中国》插图创作中对中国风土人情的臆想和当今人们对其插图的误读都有异曲同工之处。《中国》插图既不是对以广东为代表的中国地理风貌的现实主义的真实写照,也不是他们对此地域的浪漫主义情怀的表达,而是为了配合出版商去迎合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的扩张所带来的大众文化消费口味的变化。西方视党图像中对广州和中国其他地区风土人情的真实记绿是在19世纪下半叶才有了根本性的改变,以英国摄影家约翰
本文从“三星堆”地名探源古代星象“参宿”和“三星崇拜”及其民俗流变,就与“三星堆遗址”“三星堆文化”等命名有关的“三星堆”地名及其历史文化渊源,提出了若干新问题.
2014年7月1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巴西国会发表的重要演讲中,热情赞扬了国画大师张大千为促进中巴两国友谊与两国人民的友好交往所作出的巨大贡献,高度评价了张大千的高超卓越艺术,并表扬赞美了张大千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艺术带去了巴西与世界各地,从而率先使中国文化走向了世界,让世界人民了解了中国与中国文化,大力促进了中巴两国和中外人民的亲密友谊.这是迄今为止,中国最高领导人对张大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