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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理学开创了研究中国哲学的新方法，其创新之处体现在对方法的创新，实现了正的方法与负的方法的相结合，实现了古今中西的会通，理学与心学、儒家与道家的相圆融，从方法上明晰了儒学如何在新时代继续发展，如何得其真精神、真意思，为中国的现代哲学提供精神资源，为民族寻找安身立命之道。
新理学思想方法的创新处--对中西思想方法的融通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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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理学开创了研究中国哲学的新方法，其创新之处体现在对方法的创新，实现了正的方法与负的方法的相结合，实现了古今中西的会通，理学与心学、儒家与道家的相圆融，从方法上明晰了儒学如何在新时代继续发展，如何得其真精神、真意思，为中国的现代哲学提供精神资源，为民族寻找安身立命之道。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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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出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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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
【发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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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3期
【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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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文献
近年来哲理性广告成为广告创作中一个值得研究的类型，然而在遭遇全球化文化的冲击下，哲理性广告究竟如何发展，采取什么应对策略是本文所讨论的主题。
当今中国的哲学研究整体都存在对其自身合法性确认的需要，中国哲学如是，西方哲学也如是。作为一个“他者”，面对准确翻译的不可能性和与自身文化有隔膜的一整套术语系统，我们应采取怎样的视角，使我们的西方哲学研究不再是世界之中的末流，而是也有自己的一份独特贡献的体系？本文借助人类学的视角，将哲学放回其文化大背景中，对此问题作一些探讨。
在本文中，作者以东西方对人与自然的关系采取的不同的态度作为切入点，来探讨中西方文化交流和融合的一些问题，作者认为不能局限于只是从在理论层面，从逻辑的角度来看待东西方文化的融合，更要应从理论层面退回到现实，从现实的需要的层面来看待东西方文化的融合。作者还以此观点作为自己理论的支撑点，进一步批驳了文化乐观主义的思想。
哲学产生于对话，哲学对话推进着哲学的发展。关于哲学对话的讨论已有相当久远的历史，但究其实效性来说，却未尽人意。在哲学思想的对话交流中，对形而上问题的思索和争辩是一个层面，但并不是其全部。哲学只有立足于其所处时代，针对社会焦点问题而进行批判性反思，解决社会发展实践所面临的难题和困境，才能为人类指出一条合时、合理的前进道路，以实现哲学自身以及哲学对话的本真价值。
中国文化向何处去？中国文化该如何建设？这是19世纪中期以来一直困扰中国社会各界，尤其是知识界的一大课题。围绕对这个社会文化大课题的解答，中国社会各界展开了长期的论争，然而这个问题到现在依然没有解决。本文通过观察在20世纪30年代的“全盘西化”和“中国本位”之间的论战中，“中国本位”派的两个不同的倾向——“中国本位文化”和“中国文化本位”的分析，思考目前中国文化建设应当采取的方向。
本文尝试引入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视角对胡适的西化思想进行分析，通过比较两种理论在文化观、中国现代化与文化选择的问题上的观点，来试图达到对于胡适西化思想和立场的基于理论和当下现实的理解和评价。文章的主要结论是胡适是主张充分西化的文化激进主义者，其论点的提出依据他的一元的文化观，他对传统文化保守性的认识是合理且深刻的。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那场“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文化”的论战中，《一十宣言》的发表引起了众多学者对中国本位文化的关注。本文将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反思中国本位文化派的观点，从中寻找今天文化的建设方向。首先，在对“中国本位文化”的理解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解释，即“中国本位·文化”和“中国文化·本位”。十教授及支持中国本位文化建设的学者大都明确自己的观点为“中国本位·文化”，然而笔者在阅读其文章过程中，发现学者
张君劢是中国20世纪现代新儒家的著名代表人物之一。在20世纪20年代的科玄大论战中，他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差别进行了探讨，既指出了科学万能论的错误和科学本身的局限，又强调了科学不可泯灭的功绩和功能。他十分重视人生观的特点和意义，并探讨了与人生观相关的一系列哲学问题。在科玄论战中，张君劢先生掀起了中国20世纪年代的人文思潮探讨，并且进一步的影响了中国近现代的学术发展。本文就是从科玄论战中张君劢
胡适对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之推崇是在于发挥儒学传统价值，对于儒学的批判则是去除在传统中形成的陋习与偏激。文章重点考察了胡适对于孔子的名学思想、改良主义以及自由主义等思想的发掘。另外，文章还对胡适关于宋明理学中核心问题之一“格物”的重新诠释进行了论述，并延伸到胡适对于整个中国文化的态度。胡适对于儒学的扬弃影响深远，重新审视这一问题将能使我们更能深刻理解胡适对中国文化复兴的热忱以及更能明确儒学的现代发
政治伦理思想是《管子》这一奇书的重要组成部分。《管子》政治伦理思想的哲学基础包括她的唯物主义思想(唯物主义的本体论、认识论及历史观)、人性论思想、国家起源论思想等。其政治伦理思想的主要包括三个方面：治者之德性(君主、臣下的各自德性要求)、全民道德建设思想(指导思想、发展目标及具体方略)、权力运作过程的思想(以德为魂、以法为体、德法兼治)。《管子》以政治伦理思想对我们的启示主要在三个方面：执政党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