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之作，基本上是从当代儒学诠释的分化着手，在参酌近年来大陆学界有关从“后现代”视域重新定位儒学的讨论之后，尝试针对儒学义理性格的归属，提出分析。全文分别从两个议题展开讨论。一是儒学的特质是否可以从“主体性”这个概念来规定。另一则是在“后现代”一片反形上学的声浪中，检讨儒学是否还要维持“形上学”的身份。根据本文的分析，我们发现当代新儒家牟宗三先生在“主体性”概念的运用中，意义并不一致。有时牟先生是要藉“主体性”概念凸显儒家重生命实践的存在进路，有时则是为了要证成儒学的“自律道德性”，径自将主体性简化等同于“实践理性”。如果我们维持第一个涵义来理解儒家，则儒家与“后现代”的语境调性并无不一致的情形，但若坚持第二个涵义，则不免与后现代的文化氛围格格不入。至于第二个问题，关键在于我们若能放弃以“实体”为核心的西方古典形上学的框架，从哲学诠释学来重新展开天人关系的理解，则儒学是否一定要保留“形上学”这一身分，其实争议性并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