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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治古史地理的理论、方法及其思考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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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出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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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国际学术研讨会
【发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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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1期
其他文献
通过编纂《大清畿辅先哲传》，徐世昌诸人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之上，对有清一代北学大貌与内在脉络进行了完善与再建，可视作晚清数十年来莲池学术群体几代积淀后的一个总结。此著作堪称民国第一部清学史作品，价值颇高，且编纂的背景与意蕴值得深入探究。
70年来，《辽史》研究成果显著，其中，中华书局点校本《辽史》和点校本修订本《辽史》是校勘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成果。各类补遗之作，也丰富和充实了单薄的《辽史》。对于《辽史》编纂过程的梳理及其史料价值的认识不仅推动了民族史学研究，也为辽代相关问题的认识提供了有效的途径。利用多种方法考释《辽史》的内容也成为辽史研究的重要发展方向。总之，《辽史》研究已经摸索出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
《新唐书·艺文志》中收录六十多种私修谱牒，约占唐代官私谱牒总数的九成，所以，“姓氏之学，最盛于唐”实由这些私修谱牒所造就。本文以家传、家谱与家状为中心，讨论了唐代私修谱牒的基本状况，指出家传入唐以后逐步减少，家谱数量增多，取代六朝时期盛行的百家谱与州郡谱，家状大量出现，成为唐代最主要的谱牒形式。家传、家谱与家状各有自己的特点。中华谱牒学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值得我们进行更广泛深入的研究。
中日两国的实录都是东亚文化圈中的特殊史书，皆针对最高统治者展开记录。中国实录始终以皇帝为记载对象。日本由于最高权力从天皇下移到幕府再回到天皇之手，其实录记载对象也变动不居，出现了既记载天皇，又记载将军的特殊情况，但是始终都以最高当权者为记载对象。在实录修纂机构上，中日皆属官方所设，性质并无二致。在修纂体例上，中日实录基本相同，多采用“编年附传”体。但是，日本实录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如《德川实纪》分
伴随明清安庆理学的发展，明清安庆方志则成为记录安庆地区理学传承发展的重要文献，尤其是清代安庆方志，均设有“理学传”，积极挖掘整理安庆本地理学学术资源，努力将安庆地区纳入宋明理学尤其是程朱理学的学术脉络，以构建本地的理学传统，凸显本土理学形象。而在清初由王返朱的学术发展过程中，以康熙十四年和六十年《安庆府志》为代表的不同时期的清代安庆方志，也通过不同的理学书写策略呈现出王学或者朱学的理学倾向。
中国古代史学有重视类例之法的优良传统。自《史记》《汉书》以下，类例法成为一项基本的历史撰述原则，史书的设传到叙事都遵循着这一原则。在史学批评史上，对于类例法的反思和阐发，不绝于时，唐初史家将“以类相从”确定为史书编纂的基本方法之一，历代沿用，而清人在此基础上提出关于史书叙事之“类叙法”，从理论的层面总结、揭示出类例法的渊源和特点。梳理中国古代史学注重类例的思想传统，选取代表性的历史著作，考察类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