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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嘉时期经学与史学的互动与融通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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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出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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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国际学术研讨会
【发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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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1期
其他文献
作为明代一位重要的史家，王圻积四十余年之功，以一己之力，在继承马端临《文献通考》体例与篇目的基础上，本着史学经世致用宗旨，纂修完成了254卷之巨的《续文献通考》，并在体例上，创设了《节义考》等“六考”。本文以《节义考》为中心，结合王圻纂著的《稗史汇编》和《三才图会》等著述，对王圻的史学思想进行了再探讨。指出，经邦济世、强调正史与野史互补，求真求实，以及强调图画在史书中功能与作用，是王圻史学思想的主
《春秋》隐公七年杜注“非执”，是由经文“戎伐凡伯于楚丘以归”引出的一个事实判断，但推诸其他相关经传文本及注疏之依据，此判断盖仅为可能而非确然。《正义》引用《毂梁》的线索则表明，杜言“非执”更为属意其价值判断：一则立异《公》《毂》“大天子之使”与“不与夷狄执中国”之言“执”；二则以此别明左氏自身“以归”与“执”等“义例”之“义”。此为杜以《左传》解经的一个具体实践，也是三家论争亦有交汇的一个缩影。
吕祖谦是南宋著名的史学家，一生著述颇丰，在历史编纂学上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吕祖谦对编年体进行了创新与发展，所撰《左传》研究编年体系列著作，叙事完整，重视史论；编年体史书《大事记》将一书分为“大事记”、“通释”、“解题”三部分，融合了编年与纪传叙事方法于其中。对其他史体也多有创新，其中于人物传记创立了“以文存人”的编纂方法，于类书分设“制度”与“详说”，于史钞创新了“简汰而刊削之”的编纂方法。吕祖谦的
管同与梅曾亮为江苏上元同邑好友，同受业于桐城派集大成者姚鼐。就史学思想而言，管同囿于“灾不虚生”的天命思想，而梅曾亮则因应社会发展之大势，主张“通时合变”。管同为文深切时弊，精于考证，释古以期变今，而梅曾亮重史求真，认为史学研究不应拘泥于琐碎的史料考证，要注重探寻兴亡治乱之根源。管、梅二人的历史观虽略显差异，史学批评亦各有侧重，但都非常重视史学经世，反映了嘉道之际桐城派史学思想由“义理”转向“致用
回顾中国古代史研究发展的七十年，除却社会环境、国家政策、学术交流、相关学科发展等因素，历史理论、历史教育、历史真实的积极作用也应当引起注意。其中，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古史研究带来了深刻的理论革命；历史教育对中国古史研究提出了持续不断的现实需求；历史真实则是中国古史研究持之以恒的信念。
《元典章》是由元代法律文书汇编而成的一部典籍，对于元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近百年来，陈垣等人先后投入到了《元典章》的整理与研究工作中，在沈刻本校补、元刻本点校等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在《元典章》的编纂、内容、特点、价值等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诸多学术成就。近百年来《元典章》的整理与研究过程是近代中国史学发展的一个缩影，反映了中外史学在互动交流中的传承与创新。近些年来《元典章》整理的重大进展与改革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