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方法:以社会认知理论、社会生态模型、自我决定理论为基础研究理论,通过问卷调查法对广州市中小学生发放学生问卷和家长问卷(让其带回家中让家长填写再带回学校),并对其调查问卷进行分析。学生基本情况如下:男生643人,女生681人。4年级131人,5年级126人,6年级169人,7年级264人,8年级308人,10年级203人,11年级123人。9岁及以下有72人,10岁有107人,11岁143人,12岁227人,13岁280人,14岁128人,15岁有136人,16岁及以上180人。对于中小学生的测量运用的是李海燕博士改编的青少年中文版日常身体活动调查问卷(CLASS-C);对于锻炼动机的测量工具则是Wilson、Rogers和Loitz等人研发的自我决定锻炼动机问卷;物理环境问卷是测量父母感知孩子使用体育锻炼器材和电子媒介的可达性和可用性;家庭体育物理环境的测量分为8个维度(如器材、场馆、电子媒介等);家庭体育行为环境问卷的测量由11个维度组成(如控制身体活动、屏幕活动、行动鼓励等);家庭体育心理环境的测量来自成熟的《运动期望与价值》量表。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问卷中所提及的显变量(如:年龄、职业、教育程度、家庭结构、家庭收入、配偶的年龄、配偶教育程、职业、控制身体活动、屏幕活动、屏幕监督、玩耍限制、利用屏幕、口头鼓励、身体活动榜样、后勤支持)进行归类,分为:工作价值、工作难度、失败心理代价、重要他人期望、能力期望、外部调节、内摄调节、自主性中介、MVPA-TIME.en.c)并讨论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结果: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不影响父母对孩子身体活动能力的期望,也不影响父母对孩子从事身体活动价值的认识。虽然父母认为孩子应该进行身体锻炼,锻炼有助于孩子的发展,但从家庭体育行为环境和物理环境的差异性来看,不同层次的社会经济地位的家庭为孩子提供了有差异性的身体活动的物理环境和行为环境。也就是说,父母们能意识到锻炼对孩子的重要性,但在现实中却表现出与意识不一致的行为。低收入家庭在失败心理代价的得分上显著高于中高收入家庭,表明低收入家庭父母担心孩子身体活动失败。当把家庭体育心理环境、动机各维度和身体活动分别投入到模型分析时,工作价值显著正向影响身体活动,还通过外部调节、内摄调节和自主性动机间接影响身体活动。能力期望直接影响身体活动还通过动机间接影响身体活动。工作难度通过外部调节、内摄调节和自主性动机间接影响身体活动。重要他人期望通过内摄调节间接影响身体活动。失败心理代价通过内摄调节和自主性动机间接影响身体活动。可见,动机在家庭体育心理环境和身体活动之间起着中介作用。研究结论:(1)不同收入家庭在工作价值、能力期望、工作难度和重要他人期望上没有显著性差异。低收入家庭组在失败心理代价维度得分显著高于中、高收入家庭。低收入家庭重要他人期望得分显著高于中、高收入家庭。不同文化程度家庭在工作价值、能力期望、工作难度和重要他人期望上没有显著性差异。低文化程度家庭组在失败心理代价的得分显著高于中文化程度家庭组。(2)工作价值、能力期望正向预测身体活动,而工作难度、失败心理代价负向预测身体活动。(3)外部调节、内摄调节和自主性动机分别在工作价值与身体活动之间起中介作用;外部调节、内摄调节和自主性动机分别在工作难度与身体活动之间起中介作用;外部调节、内摄调节和自主性动机分别在能力期望与身体活动之间起中介作用;内摄调节、自主性动机分别在失败心理代价与身体活动之起中介作用;内摄调节在重要他人期望与身体活动之间起中介作用。(4)以父母身体活动信念为核心,家庭支持为动力,物理环境为保障,三者共同作用是促进孩子身体活动的直接机制;家庭体育设施的可用性、易达性和父母的榜样、鼓励和后勤支持等满足孩子的自主性、能力感和关联性,增强孩子的自主性动机是促进孩子身体活动的间接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