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遍价值观的探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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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家庭伦理破坏程度,日趋严重,性自由、同居、离婚、不生育以及非婚生育不仅成为个人可以随意选择的生活方式,而且成为西方社会广为接受的文化价值观,甚至政府的某些政策法规也随之进行了相对应的改变,以适应和肯定这些文化新潮。这一切问题的根源在于主张凡事没有客观的善恶对错,一切的价值判断都是由个人主观决定的“道德相对论”,目前在许多国家里成为时髦的想法。这种道德混乱环境使人的良知变得迟钝。 本文研究中看到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真理性。孔子奋斗的目标是使天下归仁,实现世界大同。孔子自身以身作则不断实践仁爱之学,克己复礼以求仁,而仁者,爱人也。仁爱建立的基础在家庭,西方的社会学以及心理学的种种研究,只有一再地证明此点,如何对仁爱,有更深入的理解与认识,是基金会研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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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南宋的朱熹在他的《文集》和《语类》中明确表示,相传《周易》是通过伏羲盖卦象、文王作卦辞、周公作爻辞、孔子作“十翼”来完成的。没有文字的上古时代(先史时代),身为国王的伏羲为了确立公正的政治标准,通过“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的思考方式来画出“易”字。在通过这种经历而形成的易之基础上,孔子又补充了“十翼”,最终集大成为具有道德和哲学意义上的“易”。这部由心心相印的四圣(伏羲、文王、周公、孔子)先后
本文不从“工业东亚”的经济角度,而改由内政与外交两方面考量“新加坡儒学”或“李光耀儒学”,是作者的一个新的尝试。而逆转运用儒学中的一个核心观念——“内圣外王”作为分析的架构,也有点哗众取宠之嫌。不过,用“内圣外王”去形容李光耀的并非始于本文。
2002年7月1日至2003年3月31日,我应聘到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任客座教授九个月,一方面研究、教学,一方面参加学术活动,了解一些当代儒学在日本的情况。本文介绍儒学在日本的情况, 一、大学是研究儒学的基地,二、儒学的基础教学,三、专细深的典籍研究。
西方哲学界一向漠视中国哲学,只有汉学家才对之有一点兴趣,所知也有很大的局限性。迄今为止,标准教本或参考书还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出版的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和六十年代出版的陈荣捷的《中国哲学资料书》。西方的次文化则多受到禅佛、老庄、易经的吸引,儒家往往被视作过时的俗世伦理。迟至六十年代尾,李文逊还说,将来儒家是只有在博物馆里才能找到的东西。过去要在美国出一部讲中国哲学的书可以说是大大不易。然而这种情况
新儒家对于自己的新有自觉明确的认识。他们在这一点上的主张以冯友兰的阐述最具有代表性。本文介绍新儒家之新,除了冯友兰从时代特征的角度所明确做出的解释外,还有另外一层意思是他没有说明的,那就是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吸收道家等学派的思想,对历史上的道家思想进行新的诊释,并把它作为自己哲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在20世纪中国的新儒学运动中存在着一种神秘主义的潜流,在以后新儒学的演化中,这种神秘主义的成分冲淡了,理性主义的成分在增长,这可能使我们以更加现实的态度来看待世界,但它也会使我们忽视和误解某些东西,或者说会使我们把某些片面的东西当作绝对的标准,就像我们在评价马一浮的思想时那样。
本文研究《新唯识论》和唯识旧师的区别,主要是熊所建立的哲学体系具有新儒学的种种特征,而不是一个佛学的体系。所以熊自己先在信仰上给以分别,指出他的体系为“纯粹的人生主义”,而不涉及宗教的出世观念。再就是对本体的看法大相径庭。他的哲学本体是心本体,亦即宇宙本体。
本文讨论:理欲关系历来是中国哲学讨论的主要问题,尤其是宋明以来,基于不同的本体意识和侧重点,必然导致不同的理欲观。熊十力依据自己的“体用不二”的本体论、心物合一的泛心论,提出了“欲皆从理”的理欲观。这与朱熹等宋明理学家主张的“存天理,去人欲”思想存在着差异。
儒家之道与道家之道有别。道家言道,重在“自然”,可称之为自然之道。儒家言道,重在社会人生,可称之为人文之道。儒家重在人文之道,但也涉及道与天命的关系,即企图寻找道之形而上的依据。如此,可以将儒家之道析为天道、人道及中庸之道。天道,指儒家所言的天、天命、诚、天理等关于宇宙社会人生的本体、必然和规律;人道,指儒家所言的社会理想、人生价值和人生实践的道理;中庸之道,涉及儒家的本体论、方法论、工夫论和境界
本文从形而上的层面考察存在,构成了儒家哲学的重要方面。相对于仅仅追问存在的本然形态,儒家的形上学更多地表现出沟通本体论与价值论的趋向,这种进路不同于思辨的形上学,其中包含着值得注意的理论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