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目的:疫情负性情绪是重大疫情时期群众可能出现的负性应激情绪反应的集合,包括神经衰弱、抑郁、强迫、焦虑、恐惧和疑病,其中强迫、恐惧和疑病是在疫情特殊时期下独有的应激情绪。目前对于新冠肺炎疫情的研究集中于流行病学和临床医学领域,针对民众心理健康的研究相对较少,从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学术史梳理和研究动态来看:（1）研究体育锻炼对疫情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导致的负性情绪的文献较少。有较多文献对体育锻炼与民众的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但一般性的负性情绪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导致的负性情绪在形成原因与造成的负面效应上并不完全相同,当前少有文献对体育锻炼与疫情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导致的负性情绪进行研究。（2）现有研究对一般性负性情绪与疫情负性情绪的区分不足。现有研究在测量疫情期间负性情绪时仍使用通用的焦虑、抑郁量表,虽能在一定程度上反应民众当前的焦虑抑郁情况,但无法将疫情负性情绪与一般性负性情绪区分开,难以准确反应疫情直接引发的负性情绪水平。（3）目前关于体育锻炼影响负性情绪的作用机理并不明晰。虽有较多文献验证了体育锻炼能够对负性情绪产生积极的影响,但多半停留在显著性验证阶段,缺乏中间作用机理的研究。因此本研究在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对体育锻炼与负性情绪的关系进行探索,进一步解释作用的机理,尝试为新冠肺炎疫情及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引发的民众心理健康问题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研究方法:用随机抽样的方法,于2020年9至11月,选取北京2所高校,上海2所高校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700份,其中有效问卷677份,样本有效率为96.7%。其中男生286人,占42.2%,女生391人,占57.8%,平均年龄（22.09±0.93）岁。采用梁德清修订的《体育锻炼等级量表》、解亚宁编制的《简易应对方式问卷》和高延编制的《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心理问卷》进行测量,采用SPSS 19.0和AMOS 24.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和Bootstrap方法检验中介效应。研究结果:抑郁和神经衰弱在高延的研究中是两个独立的因子,但神经衰弱的概念在学术界并未得到普遍的接受,众多学者认为神经衰弱和抑郁症所指的症状几乎没有本质上的差别,本研究的效度分析结果也印证了这一观点。除体育锻炼与恐惧、积极应对与恐惧、积极应对与疑病外,各变量之间均存在显著相关性;体育锻炼与积极应对呈正相关,与消极应对、抑郁、强迫-焦虑和疑病呈负相关;消极应对、抑郁、恐惧、强迫-焦虑和疑病各变量之间均呈正相关。建立中介效应模型,模型拟合指标χ~2/df=2.221,RMR=0.046,GFI=0.970,AGFI=0.954,NFI=0.944,RFI=0.927,IFI=0.968,TLI=0.959,CFI=0.968,RMSEA=0.042。模型显示体育锻炼能显著正向预测积极应对（β=0.16,P＜0.01）,负向预测消极应对（β=-0.27,P＜0.001）;体育锻炼对疫情负性情绪的预测不显著（β=-0.03,P＞0.05）;消极应对能够显著正向预测疫情负性情绪（β=0.36,P＜0.001）,但积极应对对疫情负性情绪的预测不显著（β=-0.09,P＞0.05）。采用偏差校正的百分位Bootstrap法对应对方式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体育锻炼和疫情负性情绪产生的总效应的Bootstrap 95%置信区间含0值,说明体育锻炼对疫情负性情绪的直接效应不显著;积极应对产生的间接效应的Bootstrap 95%置信区间含0值,说明积极应对的中介效应不显著;消极应对产生的间接效应的Bootstrap 95%置信区间不含0值,说明消极应对在体育锻炼与疫情负性情绪之间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由此可见,消极应对在体育锻炼与疫情负性情绪中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中介效应量为67.83%。研究结论:（1）体育锻炼能够对疫情时期出现的负性应激情绪产生积极的影响。体育锻炼情况是民众疫情负性情绪的重要预测指标,在疫情防控时期,民众体育锻炼量越小,越容易出现疫情负性情绪。（2）体育锻炼能通过影响民众应对方式间接降低疫情负性情绪水平。应对方式中的积极应对与消极应对的中介效应是不同的,体育锻炼能够显著提高民众积极应对水平,显著降低消极应对水平,积极应对能够负向预测疫情负性情绪,但作用并不显著,而消极应对能够显著正向预测疫情负性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