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澧不仅是晚清著名的经学家，也是当时影响较大的骈文家。他不仅继承阮元在学海堂重视经史、辞章教育的传统，在自身的书院讲学活动中重视骈文，还在理论批评上重视骈文格调，指出骈文宗尚等；又在创作上重视反映现实，追求风格典雅和气韵天成。在阮元、陈澧和谭莹等人的有意或无意影响下，晚清广东迎来了骈文发展的高峰。对之加以研究，能拓展文体学和文学史研究空间，丰富文学研究的向度。
沈复《浮生六记》大大突破了传统文学主旨，对自我人生进行了真实而又极富传奇色彩的个性化抒写，这主要得益于作者的写作方式，即在“不离不着之间”、打破文体，得“文心之妙”。沈复的师承及交游阅历，强化了他崇尚自然天真的个性，促成了其不拘泥于文体、文法又忌俗尚雅的极富心得的文章观，《浮生六记》即是这一文章观在实践中的树帜，全篇将散传的实录精神、雅化倾向和小说写生逼肖的笔法融合于一，既生发出“凄艳秀灵，怡神荡
“潜气内转”理论是朱一新提出的骈文理论批评。学术界赞同朱一新的“潜气内转”理论，但是忽略了王先谦对“潜气内转”理论的贡献。“词气兼资”说是王先谦建立在编纂《骈文类纂》选文经验上的理论依据，具有规律性和总结性。王先谦看到骈文本身存在的不足，以“词气兼资”作为化解顽疾的良方。王先谦的“词气兼资”说既弥补了骈文词气壅滞带来的缺陷，也使骈文在骈散融合中保持文体独立性。“词气兼资”说是王先谦对骈文“潜气内转
明清时期,文学理论由辨体而趋于诗文互渗乃至诗文"一体".桐城派虽亦重辨体而反对其他文体渗入古文,但由于该派文士诗文并擅,故"诗文一理"的主张成为共识.公安派及袁枚性灵诗学利用儒家诗学理论的漏洞,提倡书写私生活的情趣;桐城派则以古文之"道"革弊,注重诗人道德境界的升华.鉴于宋代以降俚俗化及神韵诗学带来的诗风靡弱之病,桐城派借用"文以气为主"的传统,以逆折、顿挫、横截诸种古文笔法造气以救之,易诗歌平顺之风为雄直之气.面对俗化倾向及格调派粗豪的弊端,桐城派以诗之神韵入古文,于是古文亦倡"神为主".桐城派打通诗文
方苞的京城交游，对其一代宗师地位的确立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前后长达五十年左右时间里，方苞通过与徐乾学士人群体的交游，确立学术志业；通过李光地等贵人相助，完成由学而仕的转变；通过满族高层仕宦群体的权力加持，实现由文学侍从而学林卿相的跨越。正是由于京城学术仕宦群体的持续助力与推尊，方苞亦勤勉励行，因势而起，确立一代宗师的地位。考察方苞宗师地位确立的动态过程，可以揭示并检讨清代学术宗师的生成机制。
重视声色，是桐城派文论的重要传统之一。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大多关注“声”，忽略了“色”。其实，在桐城派文论中，声与色都是文章要素，二者紧密相连。尽管它们都属于文之粗处，但却是文章精妙所在。声、色的基础都是字句，文之能事，尽在于斯。桐城派文人大多强调炼字造句，提出诸多富有价值的见解，由此丰富了声色论的相关内容。字句离不开设色，在此问题上，桐城派文人推崇浓淡相称、本色至上的审美理想。总之，声色论是桐城
清季西学东渐，历史观发生近代转向。唯物史观成为中国史学主流之前，由生物进化论而来的社会进化史观一度蔚为壮观，成为史学著述的指导思想。桐城文法之下严复译介的社会进化史观一时影响广泛而又深远，首先是严复的学术知音夏曾佑严译进化史观重新解读中国古代史，并从撰著中国历史教科书开始，试图从历史教材上阐述社会进化史观。而受严译进化论影响的今文经学家梁启超、古文经学家章太炎等都有利用进化史观编写中国通史的想法，
“忆语体”散文突破了“文以载道”的传统文艺观，描写琐碎的家庭生活，大胆摹写闺房情事，感情真挚缠绵，在自然之美和个人生活的意趣中体悟自己的情感价值。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自我意识的觉醒，对个性生活和感情世界的回归。笔者将着重从其叙述视角的选择论述这类文章中所表现出的主体性，即关注和肯定人的世俗之情，尽情释放自我的天真性灵。
顾贞观在其编纂的《古文选略》中以“元末习气”批评元末古文，不仅批判了元末古文因理学因素的强化造成的模拟剽窃、缺乏生气的弊病，同时也批评了抒写个人性情所带来的脱离现实、缺乏高尚旨趣的问题。顾贞观围绕“醇雅”，以“元末习气”为纲从反面对元末古文作了一次批判总结，他的《古文选略》不仅是清初编选、批评元末古文的先导者，其以“元末习气”批评元末古文更进入清代批评元末诗歌的官方批评话语体系中，开启了清代编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