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灰姑娘:当东南亚帮佣遇上台湾新富家庭》是一本关注弱势阶层的书,以台湾社会的外籍帮佣和雇主为研究对象,这样的议题或许离大陆读者的经验有些距离,但借鉴“它山之石”,有助于我们审视所处社会中的种种问题——进城打工的“农民工”、乡下来的小保姆、“蚁族”……本书的描述,为我们了解人与人背后看不见的界限提供了一种视角。而本书尝试创造的文体,也值得我们关注和提倡。
　　在目前的华文书市,学术书和通俗书泾渭分明,很少有中间的部分。自然科学还有所谓的科普书,可是人文科学没有所谓的“人文科普类”。本书虽是一本社会学调查报告,但在台湾却得到了不少普通读者的关注与接受。作者蓝佩嘉尝试写“让普通读者也能读得懂的学术书”。她很谦虚地表示,希望未来的第二本书可以更通俗一点,成为一个新的文类——人文科普类读物。
　　
　　某次周日弥撒后,蓝佩嘉和Lusia及几名菲律宾移工朋友到一家美式速食连锁餐厅吃午饭。她注意到身旁的Lusia带着一个装有衣服的袋子,随口笑她一大早便忙着逛街买衣服。Lusia摇摇头,有点难为情地解释:“不,这些是我回家时要换的衣服。我在外面时,想要看起来聪明、时髦。”此时,Lusia身着象牙色丝质衬衫,她对蓝佩嘉说,“这样的打扮让我觉得自己像‘企业经理’,而袋子里在市场上买的便宜衣服,则让我变成‘管家经理’。”
　　爽朗大笑后,Lusia上扬的嘴角化为苦涩的自嘲,“所以我回家前要换衣服、卸妆、把迷你裙换掉。我在家里像完全不同的人。你知道的,就像灰姑娘一样!”
　　这不是安徒生的童话故事,而是发生在台湾现代社会的真实情景。
　　故事里的Lusia,是《跨国灰姑娘》一书中主角之一——“跨国灰姑娘”,是从菲律宾到台湾从事家务工作的十几万外籍移工中的一员。
　　而蓝佩嘉,是台湾大学社会系副教授。2009年,她的报告文学《跨国灰姑娘:当东南亚帮佣遇上台湾新富家庭》出版后,一个月内再版,获当年台湾多项图书大奖,包括“开卷十大好书奖”,被称为“2009年最好看的学术巨作”。
　　
　　我们怎么注视移工
　　
　　温暖的木质地板配上L型大书桌,沿着墙是一整排书架,上面满满当当、整齐地摆放着书本,靠窗位置是音响和一叠CD……在台大社会系的研究室,我见到了刚刚从越南出差回台的蓝佩嘉教授。眼前的她,利落的短发,黑色线衣,搭配深灰色西裤,干练的形象看起来更像是企业高管。因为疲惫和感冒,声音略显沙哑,但说起社会学研究,说起家务移工议题,她始终保持着热忱和微笑。
　　这位1970年代出生的台湾女性,高中时代适逢台湾“解严”,大学时代遭遇“学运”,台湾社会的巨大变动,让她对社会学产生了浓厚兴趣,于是投身社会学领域,在她眼中“社会学是了解社会的工具,也是改变社会的武器。”1995年,她扛着“大同电锅”飞往芝加哥读社会学硕士。1998年,她回台湾进行菲律宾家务移工的田野调查,一年后又再度前往美国西北大学读博士。
　　1999年的一天,蓝佩嘉扛着洗衣篮走在芝加哥街上,一名中年白人男性从她身边走过,没头没脑地丢出一个问题:“你知道有谁可以照顾我母亲吗?”在白花花的阳光下,蓝佩嘉从困惑转为愤怒。在美国读书成为迁移者之后,蓝佩嘉成了“优势种族”眼中的“第三世界的女人”。在审视与反思自己的处境中,蓝佩嘉把研究的焦点放在台湾的家务移工这个议题上,“因为我们怎么注视移工,‘优势种族’就怎么注视我们”。
　　自1998年投身家务移工课题研究,将近三年的田野调查,对50位台湾雇主、将近100位东南亚移工的访问,不同调查阶段的写作,最终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伴随着蓝佩嘉将近10年的人生。2006年,她用英文撰写的阶段性研究成果由美国杜克大学出版。英文版出版后,蓝佩嘉返璞归真以母语写作,希望让台湾社会了解移工朋友的故事以及台湾雇主的处境。
　　
　　公共教育的价值在于影响大众的思想
　　
　　让蓝佩嘉感到意外的是,书出版之后在台湾社会引起的反响。从连锁书店到独立书店的强力推荐、各种重要奖项的颁发、从头到尾认真读完书的雇主、从没有雇佣过外籍移工的空姐写的书评……我问蓝佩嘉,是不是因为外籍劳工的问题在台湾很重要,所以引起这样的关注?她并不十分赞成我的说法。“这个问题在台湾当然是很重要的,但是它是一个比较隐性的问题。在台湾有三十几万外籍劳工,其中有十几万是家庭类的,换句话说,台湾有十几万的家庭跟外籍劳工有日常、亲密的接触。这个数字用大陆的标准看当然是很少,但是对台湾来说不算是少数,而且这十几万家庭还有邻居、亲戚和朋友,所以外籍劳工一直都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但是这些人,却有点像是隐形人,大家需要他们的存在来维持日常的生活和运作,可是却不太跟他们说话,不太知道他们到底是怎样的一群人,一直到发生了一些案子,比如泰国劳工罢工、劳工被虐待等等,他们才会被关注。”
　　正是因为有很多人直接或间接地与外籍劳工有接触,所以,书出版后,这个议题触动了这些人,雇主,雇主的朋友、邻居,他们希望对这个议题有更多的了解,想知道背后究竟有怎样的故事和因由。
　　社会学研究作为工具,让蓝佩嘉也让读者了解台湾雇主与家务移工相遇的故事,并藉此检视人们如何通过跨国族与社会界线来认同自身与“他者”。那它是否又真的可以作为改变社会的“武器”?从学术研究的理论层面回归到现实层面,我很关心这样的研究会对社会的改变带来怎样的影响。
　　“影响是吗?”蓝佩嘉略有所思地反问我,“我一直觉得,我做的工作是在公共教育层面。比方说,我希望大家对这个现象的了解是比较深入、全面的,而不是片段地截取媒体上的讯息,或者是一些刻板的印象。我希望看过这本书的人,能够比较深刻地去了解这些人的处境,增加同理心。不只是对外籍劳工,因为这本书所讲的并不只是外籍劳工的故事,还有雇主的故事。其实很多雇主也很辛苦,即便你觉得她对她的劳工很坏,但是背后也有辛苦在。你不可以简单地去指责她,因为在另一个结构下,她同样是受害者。” 停顿片刻后,蓝佩嘉望着我的眼睛,真诚地说,“当然很重要的是,你怎么去改变这个处境?怎么去改变就会牵扯到政策的层面,这个方面,可能不是读者,包括我自己可以去改变的。可是在改变政策的方面,会有‘立委’、NGO来提议,但是,推动政策的改革,必须让社会大众了解和支持,我觉得公共教育的价值,或者是功能就在这里。”
　　
　　人与人背后看不见的界限
　　
　　在美国读博士班的最后半年,蓝佩嘉替一对出国休假的美国教授看顾他们的猫和公寓。美国教授请了一位钟点女佣来清理房子,这位女佣是一位四十出头的波兰女性。她要来工作的那天,蓝佩嘉在冰箱里准备了冰水和果汁,还在厨房桌上摆放水果和点心,她想让钟点女佣可以小憩。虽然中介公司说钟点女佣有钥匙可以自己进屋,但是蓝佩嘉很想跟她说“嗨”,聊一聊,好让她觉得服务不是一种冷冰冰的劳动。一见面,蓝佩嘉紧张地做了简短的自我介绍,然后问她的名字。钟点女佣露出困惑的表情,摇摇头,抛给蓝佩嘉一个短暂的笑脸,只说了一句:“不说英文。”蓝佩嘉形容那个时候的自己“像一个狼狈的士兵,在一场追求社会平等的战役中落荒而逃,尽管,战场上并没有出现阶级的敌人。”
　　感到“落荒而逃”的不单只有蓝佩嘉,还有许多台湾雇主,还包括身为读者的我。对雇主进行访问时,蓝佩嘉常会听到一些抱怨,“为什么明明我把她当家人看,她还是要跑掉?”“她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是的,在看到雇主和移工的故事之后,我觉得人和人之间有着深不可跨越的“巴别塔”。不是都说社会的偏见和不理解纯然肇因于陌生以及缺乏接触,可为何在不同国族群体间更频繁密切接触互动的今天,我们仍常常感到那种深深的不理解和无法沟通?我向蓝佩嘉请教,期望她用社会学的知识给我一个解答。
　　“我们都是以个人的方式在相处和互动,但是在我们个人之外还有一个更大的社会,还有一些结构,那是我们看不到的,但是它会影响我们。雇主问我,‘为什么我对她那么好,她却这样对我?’她没有办法理解。我要说的是,其实她们的互动,并不是只存在于她们两个人之间,因为她们不是单纯的两个个体,她们是在一个结构里面的两个人,这个结构里面有一些权力关系。劳工来台湾要付的中介费很贵,她们当然想赚更多的钱,所以会逃跑。很多事情并不是单纯的你对我好,我对你好,就能解决,人与人的背后有很多的结构。要让个人在彼此信任和平等的基础上相处,必须在一个结构上是平等的条件下才可能发生。而劳雇关系的结构本身就是不平等的,雇主所处的结构剥夺了劳工那么多的权利,然后跟劳工说,‘我跟你要像家人一样相处’,她怎么可能跟你像家人一样?就好像我在美国时遇到的那位钟点女佣,我很想亲近她,可是她却想跟我保持距离,感情上我不明白,但是理智上我必须承认,我和她中间有很多看不见的界限。那个界限并不是我们讲的人和人之间的不信任,而是社会的界限,社会分派给我们的资源、权利、地位,是不平等的,这种不平等并不是我很善良就可以跨越它。我们要改变这个界限,要挑战这个界限,最终还是社会的行动问题。”
　　
　　无力感和行动之间的挣扎
　　
　　如此说来,个人是那样的渺小,而身处其中的社会结构又是那样的庞大。在这样的现况下,进行社会学的调查和研究,困难可想而知。望着眼前的蓝佩嘉,看到她的坚持与付出,我感受到一个包围着她的强大小宇宙,以及一种温暖的希望,因为有人愿意为另一些人的现状和处境担忧,并以行动实践这种关怀。
　　蓝佩嘉说,她在田野调查时,从外籍劳工身上吸取了很大的能量。因为在与外籍劳工接触的过程中,她看到了以前不曾看到的面向——不同于报纸上写的,被虐待、被剥削的、惨兮兮、痛苦的受害者的形象。“你可以看到她们在台湾有很多很辛苦的地方,那是我们没有办法承受的,可是她们还是想办法让自己享受一些快乐、自由、新奇、现代……在跟她们相处和接触中,我看到她们在那么困难的处境里都有热情和sprit,我觉得这会鼓舞我面对自己的人生。”
　　可是,也会有无力感。当蓝佩嘉看到自己没有办法实际去改变那些劳工的生活和处境时,她感到无力。
　　访问前一天,蓝佩嘉从越南搭乘飞机回台北。在飞机上,她看到许多准备来台湾务工的越南籍劳工。她们很多人是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出国,脸上写着期待、兴奋、紧张,而此时,蓝佩嘉的心里却忐忑不安。她不知道这些人未来在台湾工作的日子会有怎样的际遇,她希望她们可以遇到比较好的雇主,可是她也知道,在生活的现实里,她们一定会遇到歧视她们、对她们不好的人。
　　作为从事公共教育的学者,未来,蓝佩嘉依然会在无力感与行动之间挣扎,但她依旧会为这个社会做她所能做的改变。
　　即使这样的力量,是那样的微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