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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我国建国后人口增长的客观过程中，马寅初《新人口论》受到批判的影响并非像“错批一人，误增三亿”那样严重。行政控制仅仅是影响人口增长的因素之一，其影响特点是直接，见效快，但不能持久，易反弹。其它诸如经济、文化教育、环境等因素在人口控制方面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值得我们进一步去探讨。当今我国应该采取多渠道、多措施来进行人口控制，而不应仅仅以计划生育作为人口控制的单一手段。
关键词：马寅初；《新人口论》；人口增长与控制
每当谈起我国现在的人口问题时，很多人总是会很遗憾的说，如果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能够认识到我国的人口问题，不对马寅初《新人口论》进行批判，接受他的观点和建议的话，现在的人口问题就不会如此突出，也就好解决多了。笔者认为，事情没有那样简单，我们应该正确认识马寅初《新人口论》受到批判在我国建国后人口增长过程中的影响。
一、马寅初《新人口论》受到批判的命运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
1957年6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马寅初作了题为《新人口论》的书面发言，受到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随后马寅初又作了必要的补充和修改，于1957年7月5日在《人民日报》上全文发表了他的《新人口论》，详细阐述了他对我国人口问题的看法和建议：我国的人口基数太大，增长过快，质量低下，这与我国经济发展产生了诸多矛盾和问题，提出控制人口刻不容缓，最后马寅初还就解决我国人口问题提出了根本途径和具体办法。
马寅初《新人口论》的发表，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很快就遭到了学术界的批判。1958年6月，《红旗》杂志创刊号上刊登了毛泽东的人口观：“六亿人口是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情高，干劲大。”从而对马寅初的批判从学术批判升级到政治批判，1959年底到1960年初批判达到了高潮，当时给马寅初戴上了诸如“用学者幌子搞猖狂进攻”，“马尔萨斯主义在中国的翻版”，“一贯为帝、封、资服务”，“攻击‘三面红旗’”等等帽子，其本人也被打成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①。
近代以来，有关中国人口问题的争论主要有两大派别，一派以孙中山、廖仲恺、梁启超等为代表的革命家和政治家们，他们认为中国人口不足，主张加速增长人口，以抵抗外国的侵略；另一派以马寅初、吴景超、李景汉、陶行知、乔启明等为代表的一大批社会学家和人口学家，他们认为中国人口过剩，必须实行人口控制，从而解决国内因人口压力造成的种种社會问题。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两派的争论最终达成了共识：中国已经存在着严重的人口问题，它表现在数量太多，已经形成了人口过剩，从而导致了人民生活水平的严重低下②。但是革命家、政治家同社会学家、人口学家的争论并未停止，建国后表现为共产党人的人口思想同社会学家和人口学家人口思想的争锋，共产党人的人口思想长期摇摆不定，而且人口思想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架构。毛泽东“人多是好事”的人口思想代表了当时党内大部分共产党人对人口问题的看法。从影响上来讲，政治家、革命家的人口思想影响更大，更易被广大追随者所接受，而社会学家、人口学家的影响相比就显得微乎其微了。
因此，笔者认为，当时的诸多因素决定了马寅初的观点和建议不可能被接受，我国也不可能从那时就采取人口控制的政策，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受到批判的命运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
二、计划生育政策在控制人口方面的作用
影响人口增长的因素从效果上来看可分为直接和间接两种，直接因素有人口政策及相关的政策、法律法规和各种措施等，除此之外的自然环境、经济发展水平、社会进步程度、婚育相关风俗、伦理道德等则属于间接的因素。直接因素对人口增长的影响力度大，效果来得快，能立竿见影，但属于外力强迫，行政制约性的，易反弹。而间接因素则是潜移默化的，其效果要小、慢，但是影响深远，持久，不易反弹。
这五十多年人口增长的过程按我国实行控制人口政策力度的标准来划分，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49年到1971年，人口增长无控制阶段。由于社会大环境的改善，如长期战乱的结束、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全国医疗条件的改善等等，我国的人口死亡率大大下降，这阶段我国的人口发展类型处于过渡型：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人口出生率居高不下，从而导致人口自然增长率上升，人口总数从5.4亿激增至8.52亿，平均每年人口自然增长率都在20‰以上，20年间人口总数增长了3.12亿。第二阶段从1972年到1990年，强力推行计划生育政策控制人口增长阶段。经过长期的争论，加上人口激增的历史事实，我国的人口政策经过长时间的摇摆不定后，政府开始强力推行计划生育政策。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促使我国的人口出生率急剧下降，拉动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下降，我国的人口发展类型迅速转变为现代型：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由于我国的人口基数太大，人口总数仍然从8.52亿增至11.3368亿，20年间人口总数增长了2.8亿。第三个阶段从1991年到现在，计划生育政策作用的空间逐步减小，我国开始寻求多渠道、多方面控制人口增长的阶段。这一阶段我国人口控制仍然以强力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为主，人口自然增长率稳定在10‰上下，人口总数增长1.4亿。近年来，计划生育在城市里大都成了公民的一种自觉行为，这与经济环境的改变，公民素质的提高等等有很大的关系，当然，也与计划生育政策在城市的执行力度大有关。而在农村，计划生育政策在执行方面有些地方变了调，出现了许多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如一些农村计生干部利用出售生育指标来牟利，或者对一些超生的农民前期不监控，等到孩子出生后，简单地用政策罚款解决问题，还有一些地方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计划生育指标，采取漏报、瞒报、谎报等等。我国的人口控制政策开始走向困惑与反思，并且开始了寻求多渠道、多方面的人口控制措施。
因此，行政控制人口仅仅是其中影响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诸多因素之一，仅仅采用计划生育的行政控制政策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的人口问题的，其它诸如经济、文化、教育等因素在人口控制方面的影响力也不容忽视，值得我们进一步去探讨。 三、人口增长的模拟考察
作一个大胆的假设，假设我国在1957年接受了马寅初的人口理论和观点，采取人口控制的政策，实行计划生育，我国的人口增长过程会怎样呢？笔者以1957年的人口总数6.4653亿为基数，以1970年的人口增长率为起始年增长率，模拟出以下的人口增长图（见图一）。
从图一可以看出：假定这个模拟人口控制政策的执行过程与我国实际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相一致，模拟我国人口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变化的过程也与我国实际人口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变化的过程相一致，其它一切因素统统忽略不计的话，那么即使我国从1957年就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我国人口总数仍然是到61年突破7亿，72年突破8亿，80年达到9亿，93年10亿，2004年我国人口将达到10.7亿。这个增长过程仍然是相当可怕的。按照诸多人口学家和经济学家的观点，我国的最大的人口容量为15亿或16亿左右，适度人口为7亿到10亿之间的话，2004年我国的人口模拟总数也已经突破了适度人口总数，人口问题依然十分严峻。
四、结论
综上所述，五十年代未六十年代初我国对马寅初《新人口论》的错误批判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其在我国人口增长的客观过程中影响并不像许多人认为的“错批一人，误增三亿”那样严重。我国建国后的人口增长是一个自然、客观的过程，它有自身的增长规律，在人口增长的过程中，诸多因素共同起作用，而且不同因素其作用的影响力是不同的。計划生育政策仅仅是其中因素之一，它影响力度大，效果来得快，能立竿见影，但属于外力强迫、行政制约性的，到了一定的阶段后，其起作用的空间就微乎其微了。从现在来看，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在人口控制所起到的作用开始减小，我们应该探索在如何发挥其他因素来稳定我国现在的人口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从而把我国人口总量的增长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我国当前的人口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人口基数大，并且继续保持增长的势头；结构失衡，其中包括性别结构和年龄结构失衡，老龄化问题突显；人口素质低下，身体素质和文化素质比起发达国家来说差距较大。笔者认为，在当今我国的人口控制应该采取多渠道、多措施来进行，而不应仅仅以计划生育作为人口控制的单一手段，当前我们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大人口控制力度：
首先是继续严格执行计划生育的政策，控制人口总量的增长。当前我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已经很低，应努力争取尽早实现人口的零增长，使我国人口总量远离16亿危险线。
其次应该加大人口问题的宣传力度，农村的宣传应该是重点。通过宣传使得全体国民普遍了解我国人口问题的现状，树立人口危机意识，从而达到我国控制人口政策深入民心，计划生育成为全体国民一种普遍而又自觉的行为的效果。
再次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加大国家对教育的投入力度，特别是农村中小学基础教育，真正普及农村九年义务教育，提高农村人口素质。
最后应该努力建立健全医疗卫生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农村医疗卫生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真正解除农村人口对医疗和养老问题的后顾之忧。如果能够真正改变农村人口“养儿防老”的传统思维，那么在农村执行计划生育，其阻力也就会小许多。
注释：
①葛剑雄，侯杨方，张根福.人口与中国的现代化[M].学林出版社，1999年。
②葛剑雄主编，侯杨方.《中国人口史》第六卷（1910-1953年）[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
（作者简介：马信强（1979-），河南洛阳人，郑州成功财经学院思想政治理论部讲师，主要研究：中国近现代史。）
关键词：马寅初；《新人口论》；人口增长与控制
每当谈起我国现在的人口问题时，很多人总是会很遗憾的说，如果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能够认识到我国的人口问题，不对马寅初《新人口论》进行批判，接受他的观点和建议的话，现在的人口问题就不会如此突出，也就好解决多了。笔者认为，事情没有那样简单，我们应该正确认识马寅初《新人口论》受到批判在我国建国后人口增长过程中的影响。
一、马寅初《新人口论》受到批判的命运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
1957年6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马寅初作了题为《新人口论》的书面发言，受到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随后马寅初又作了必要的补充和修改，于1957年7月5日在《人民日报》上全文发表了他的《新人口论》，详细阐述了他对我国人口问题的看法和建议：我国的人口基数太大，增长过快，质量低下，这与我国经济发展产生了诸多矛盾和问题，提出控制人口刻不容缓，最后马寅初还就解决我国人口问题提出了根本途径和具体办法。
马寅初《新人口论》的发表，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很快就遭到了学术界的批判。1958年6月，《红旗》杂志创刊号上刊登了毛泽东的人口观：“六亿人口是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情高，干劲大。”从而对马寅初的批判从学术批判升级到政治批判，1959年底到1960年初批判达到了高潮，当时给马寅初戴上了诸如“用学者幌子搞猖狂进攻”，“马尔萨斯主义在中国的翻版”，“一贯为帝、封、资服务”，“攻击‘三面红旗’”等等帽子，其本人也被打成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①。
近代以来，有关中国人口问题的争论主要有两大派别，一派以孙中山、廖仲恺、梁启超等为代表的革命家和政治家们，他们认为中国人口不足，主张加速增长人口，以抵抗外国的侵略；另一派以马寅初、吴景超、李景汉、陶行知、乔启明等为代表的一大批社会学家和人口学家，他们认为中国人口过剩，必须实行人口控制，从而解决国内因人口压力造成的种种社會问题。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两派的争论最终达成了共识：中国已经存在着严重的人口问题，它表现在数量太多，已经形成了人口过剩，从而导致了人民生活水平的严重低下②。但是革命家、政治家同社会学家、人口学家的争论并未停止，建国后表现为共产党人的人口思想同社会学家和人口学家人口思想的争锋，共产党人的人口思想长期摇摆不定，而且人口思想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架构。毛泽东“人多是好事”的人口思想代表了当时党内大部分共产党人对人口问题的看法。从影响上来讲，政治家、革命家的人口思想影响更大，更易被广大追随者所接受，而社会学家、人口学家的影响相比就显得微乎其微了。
因此，笔者认为，当时的诸多因素决定了马寅初的观点和建议不可能被接受，我国也不可能从那时就采取人口控制的政策，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受到批判的命运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
二、计划生育政策在控制人口方面的作用
影响人口增长的因素从效果上来看可分为直接和间接两种，直接因素有人口政策及相关的政策、法律法规和各种措施等，除此之外的自然环境、经济发展水平、社会进步程度、婚育相关风俗、伦理道德等则属于间接的因素。直接因素对人口增长的影响力度大，效果来得快，能立竿见影，但属于外力强迫，行政制约性的，易反弹。而间接因素则是潜移默化的，其效果要小、慢，但是影响深远，持久，不易反弹。
这五十多年人口增长的过程按我国实行控制人口政策力度的标准来划分，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49年到1971年，人口增长无控制阶段。由于社会大环境的改善，如长期战乱的结束、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全国医疗条件的改善等等，我国的人口死亡率大大下降，这阶段我国的人口发展类型处于过渡型：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人口出生率居高不下，从而导致人口自然增长率上升，人口总数从5.4亿激增至8.52亿，平均每年人口自然增长率都在20‰以上，20年间人口总数增长了3.12亿。第二阶段从1972年到1990年，强力推行计划生育政策控制人口增长阶段。经过长期的争论，加上人口激增的历史事实，我国的人口政策经过长时间的摇摆不定后，政府开始强力推行计划生育政策。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促使我国的人口出生率急剧下降，拉动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下降，我国的人口发展类型迅速转变为现代型：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由于我国的人口基数太大，人口总数仍然从8.52亿增至11.3368亿，20年间人口总数增长了2.8亿。第三个阶段从1991年到现在，计划生育政策作用的空间逐步减小，我国开始寻求多渠道、多方面控制人口增长的阶段。这一阶段我国人口控制仍然以强力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为主，人口自然增长率稳定在10‰上下，人口总数增长1.4亿。近年来，计划生育在城市里大都成了公民的一种自觉行为，这与经济环境的改变，公民素质的提高等等有很大的关系，当然，也与计划生育政策在城市的执行力度大有关。而在农村，计划生育政策在执行方面有些地方变了调，出现了许多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如一些农村计生干部利用出售生育指标来牟利，或者对一些超生的农民前期不监控，等到孩子出生后，简单地用政策罚款解决问题，还有一些地方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计划生育指标，采取漏报、瞒报、谎报等等。我国的人口控制政策开始走向困惑与反思，并且开始了寻求多渠道、多方面的人口控制措施。
因此，行政控制人口仅仅是其中影响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诸多因素之一，仅仅采用计划生育的行政控制政策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的人口问题的，其它诸如经济、文化、教育等因素在人口控制方面的影响力也不容忽视，值得我们进一步去探讨。 三、人口增长的模拟考察
作一个大胆的假设，假设我国在1957年接受了马寅初的人口理论和观点，采取人口控制的政策，实行计划生育，我国的人口增长过程会怎样呢？笔者以1957年的人口总数6.4653亿为基数，以1970年的人口增长率为起始年增长率，模拟出以下的人口增长图（见图一）。
从图一可以看出：假定这个模拟人口控制政策的执行过程与我国实际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相一致，模拟我国人口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变化的过程也与我国实际人口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变化的过程相一致，其它一切因素统统忽略不计的话，那么即使我国从1957年就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我国人口总数仍然是到61年突破7亿，72年突破8亿，80年达到9亿，93年10亿，2004年我国人口将达到10.7亿。这个增长过程仍然是相当可怕的。按照诸多人口学家和经济学家的观点，我国的最大的人口容量为15亿或16亿左右，适度人口为7亿到10亿之间的话，2004年我国的人口模拟总数也已经突破了适度人口总数，人口问题依然十分严峻。
四、结论
综上所述，五十年代未六十年代初我国对马寅初《新人口论》的错误批判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其在我国人口增长的客观过程中影响并不像许多人认为的“错批一人，误增三亿”那样严重。我国建国后的人口增长是一个自然、客观的过程，它有自身的增长规律，在人口增长的过程中，诸多因素共同起作用，而且不同因素其作用的影响力是不同的。計划生育政策仅仅是其中因素之一，它影响力度大，效果来得快，能立竿见影，但属于外力强迫、行政制约性的，到了一定的阶段后，其起作用的空间就微乎其微了。从现在来看，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在人口控制所起到的作用开始减小，我们应该探索在如何发挥其他因素来稳定我国现在的人口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从而把我国人口总量的增长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我国当前的人口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人口基数大，并且继续保持增长的势头；结构失衡，其中包括性别结构和年龄结构失衡，老龄化问题突显；人口素质低下，身体素质和文化素质比起发达国家来说差距较大。笔者认为，在当今我国的人口控制应该采取多渠道、多措施来进行，而不应仅仅以计划生育作为人口控制的单一手段，当前我们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大人口控制力度：
首先是继续严格执行计划生育的政策，控制人口总量的增长。当前我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已经很低，应努力争取尽早实现人口的零增长，使我国人口总量远离16亿危险线。
其次应该加大人口问题的宣传力度，农村的宣传应该是重点。通过宣传使得全体国民普遍了解我国人口问题的现状，树立人口危机意识，从而达到我国控制人口政策深入民心，计划生育成为全体国民一种普遍而又自觉的行为的效果。
再次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加大国家对教育的投入力度，特别是农村中小学基础教育，真正普及农村九年义务教育，提高农村人口素质。
最后应该努力建立健全医疗卫生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农村医疗卫生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真正解除农村人口对医疗和养老问题的后顾之忧。如果能够真正改变农村人口“养儿防老”的传统思维，那么在农村执行计划生育，其阻力也就会小许多。
注释：
①葛剑雄，侯杨方，张根福.人口与中国的现代化[M].学林出版社，1999年。
②葛剑雄主编，侯杨方.《中国人口史》第六卷（1910-1953年）[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
（作者简介：马信强（1979-），河南洛阳人，郑州成功财经学院思想政治理论部讲师，主要研究：中国近现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