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见到记者，涂胜华远远地快步迎上来。60岁的他，头戴一顶绒线帽，穿一件肥厚的旧棉袄，看起来像刚刚做完一摊子活的人，热气腾腾。
简单寒暄后，他驱车带我们去河北燕郊的西柳河屯村，参观他父亲涂作潮的史料陈列室。同行的两位老人，一位来自国防部外办，一位来自军控协会。
2005年，涂胜华在燕郊置地，开办了“涂作潮陈列室”，如今已发展成10间满满当当的展室，里面收录了他20余年来在大陆各地以及远赴俄罗斯、台湾等地搜集的资料，甚至有来自旧货市场、拆迁现场的旧物，共1400余件，共计花费约200万元。
几年间，涂胜华常常来往于北京和燕郊两地，充任起从陈列室设计师、美工、油漆工、木工，到资料员、讲解员、接待站站长、陈列室馆长等各种角色。
据涂胜华统计，自1994年开始，这个从其北京木樨地住所开始的陈列室至今共接待参观者500余人，包括来自国家安全部、总参等部门的官方人员，两岸的研究学者，以及和他有生意往来的各国朋友。
更多的则是老革命的后代，包括毛泽东之女李敏、李立三的妻子李莎、李富春蔡畅之女李特特、刘伯坚之孙刘智源（前总理李鹏的女婿）、瞿秋白之女瞿独伊等。中调部前部长罗青长也曾来过。
罗青长来的那天是1996年12月31日，北京大雪。他进门第一句话是：今天是涂老的周年。
“我当时愣了，12年后，他记得这么清楚！”涂胜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一个老人的逝去”
办这个陈列室的缘起，是涂胜华想为父亲写一篇纪念小文。
1985年元旦前一天，涂作潮过世，享受副部级待遇。《人民日报》1月22日刊登讣告，称他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后来的媒体称他是“谍海神工”。
作为涂作潮最小的儿子，涂胜华想亲自写篇文章，纪念父亲。
“我很清楚，要用档案说话，而不是形容词、副词说话。用事实和史实，而不是感受。”拥有社科院英文新闻采编专业硕士学位的涂胜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他住在父亲涂作潮生前居住的木樨地部长楼中，四室两厅的旧屋子里，客厅被一架钢琴占去大部分空间。
当时，他辞了职，自己做生意，时间上相对自由。他开始寻访父亲当年的战友或他们的遗孀、后代。“一个老人的逝去，有如一座图书馆的灭失。”这是他当学生时，记得的一句英国成语。
最早对父亲的秘密工作有印象，是他6岁时。1956年，涂作潮在审干期间写完自传。涂胜华看见他先用紫药水抄写一遍，又在白色瓷盘中融入果冻，再将紫药水写的原件扣在果冻上，成印刷版，以此方式连续复制了5份。
父亲后来在日常生活中无意间流露的一些言语和行为，常常让涂胜华感到惊讶。
邻居忘带钥匙，父亲像蛇一样从邻居家的气窗穿过，无声落地，开了锁；文革时，几十个造反派来抄家，父亲手持10多斤的铁棒，一脸杀气，一跃跳到一米多高的蜂窝煤棚的顶上，与造反派对峙。
文革期间，常常有人来找父亲调查党内叛徒特务的问题。少年涂胜华觉得非常惊讶：原来父亲认识这么多大人物。他一度甚至怀疑，父亲真的有问题，“不然他的官位怎么这么低”。
解放后，涂作潮只担任了上海重工业二局技术处副处长。1959年学习庐山会议决议，涂作潮发言1小时40分，提出不同意见，当即被定为反党分子，开除出党；1964年经周恩来过问，恢复党籍，调四机部休养。
也是在这期间，涂胜华开始对父亲的一生有了新的认识。1969年，涂作潮被造反派殴打致残，此后所有的检讨书、申诉信件，都由涂胜华代笔。“没有比在自己为之奋斗终身而取得的政权下坐牢更为痛苦的事情了。”这句布哈林被害前口授给夫人的遗嘱，最能让涂胜华体会到父亲当时的心情。
本来只想为父亲写一篇纪念小文，却渐渐欲罢不能，涂胜华开始四处寻访、搜集资料。同时，他开始恶补党史，订了国内几乎所有的党史报刊，并与党史学者建立联系。
神秘的苏联特工训练学校
1991年，前苏联部分档案解密。他开始与俄罗斯驻华使馆人员通信，并提供了父亲的俄文名字“沃罗达尔斯基”，和他在东方大学的学号2712。后来俄罗斯使馆提供了十几页的相关档案。这就像暗夜里的一道亮光，让涂胜华非常激动。
他开始借助各种关系，查找父亲在俄罗斯的档案，从俄罗斯共产国际档案馆、当代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俄罗斯军事档案馆等地，共找到跟父亲有关的资料207页。
对于在苏联学习的这一段，涂作潮自传中只有简要记载：1925年11月进入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1927年夏天开始接受军事训练。
1928年6、7月份，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近郊召开。涂作潮作为旁听代表，向中央呈递了3份请求尽早回国参加武装斗争的报告，里面都提到，希望能尽快掌握毒气、火药和炸弹技术。时任中共中央军事部书记的周恩来在其中两份报告上分别做了批示：“留下学习待讨论”和“待决”。
另有一份档案则提供了涂作潮的去向：1928年10月26日，经共产国际同意，由中共选派6名学员，秘密学习无线电技术，女生不宜。涂作潮以首选列入名单。
为了掩护这次调动，1928年11月6日，共产国际向东方大学发了假调令：调沃罗达尔斯基同志去列宁格勒托尔玛乔夫军事学院学习。
真实情况是，涂作潮与刘牺吾、宋廉和覃显犹去了列宁格勒伏龙芝军事通讯联络学校，学习无线电技术，为期11个月。
据涂胜华所了解的情况，成立于1924年的伏龙芝军事通讯联络学校一直处于绝密状态，直到1974年，苏联方面才公开承认列宁格勒有那么一所学校。
在查找档案的同时，涂胜华还四处寻找与父亲同时入学的另外3人的下落。他只从涂作潮自传里看到，宋廉1931年开了小差，下落不明。
1996年，涂胜华找到了曾在列宁格勒东方学院任教的李一凡老人。李回忆，刘牺吾与他都曾被流放西伯利亚，1937年刘在流放期间死去。
为寻找覃显犹（外号“小广东”）的下落，涂胜华几乎查遍广东每个县市的党史办。2006年前后，才偶然得知其为广西武威人。他多方寻找到了覃显犹之孙覃任华，得知覃显犹多年前已在加拿大去世。
清明前夕，涂胜华汇款给覃任华，请他代为祭扫覃显犹的墓。不久后，他收到覃寄来的祖父照片。此照片现存在涂作潮陈列室。
赴台调查“张辉瓒谈判”
1981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在中南海小礼堂开会。原中央特科的李强、吴克坚、刘鼎、曾三等人都到会，涂胜华陪同轮椅上的父亲也参加了会议。
会议快结束时，原中央特科通讯科科长李强说，今天木匠（涂作潮代号）没说话，有两件事必须记下来。一是木匠曾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去谈判张辉瓒的事，第二件事，木匠收过一个徒弟李白，是《永不消逝的电波》里李侠的原型。
张辉瓒一事，涂胜华自年少起就有深刻印象。
文革开始后，15岁的涂胜华要出京串联。父亲对他说，如果到江西南昌，城东30里有个城岗村，找一个叫魏朝鹏的人，“他是我的救命恩人”。
1930年3月，涂作潮奉命从苏联回国，在上海的中央特科担任机务员。年底，红军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国民党中将师长张辉瓒被俘。国民政府向中共中央开出了不杀张辉瓒的交换条件，涂作潮和红军代表李翔梧受命作为谈判代表赴江西。他们将谈判协议拍照，随身携带,并为安全起见，换上了国民党制服。
1931年2月初，他们抵达南昌，却在当晚发现张辉瓒已经人头落地。他们当即将底片曝光，立刻撤离，在一个雨夜行至南昌城东的城岗村，得当地乡绅魏朝鹏搭救。魏还冒险护送他们至沪，三人互换金兰帖。但此后再未相见。
可惜，那次串联，涂胜华没去江西。
1995年，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一位教授特意托南昌籍学生万林艳，帮涂胜华寻人，几经辗转终于找到魏朝鹏的后人。
原来早在1951年土改期间，魏朝鹏被打成恶霸地主，“搭救两名国民党军官”也成为其罪状之一，不久去世。
找到魏家后，涂胜华给去世40多年的魏朝鹏送了一块谢恩匾，魏家后人将内容刻在了老人的墓碑上。多年后，魏家祖坟面临拆迁，涂花了几百块钱将墓碑运到北京，收藏在自己的陈列室中。
2011年8月，涂胜华去台湾查档案，花了一周的时间，跑遍了国民党党史馆、“国立图书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国家历史档案馆”和“法务部调查局”（前身为中统）。
到台湾“法务部调查局”查档，必须有人推荐，说明理由，并写明研究成果。涂胜华找了台湾中央研究院的陈永发研究员和余敏玲教授推荐，理由是“研究1949年以前的国共关系”，成果一栏写：涂作潮陈列室，收展档案和实物1400件。
尽管此行没有发现涂作潮的任何资料，也没有看到与张辉瓒之国共谈判有关的任何信息，但是涂胜华认为，这种没有“记录在案”却说明了时至今日，为了坚持“坚决剿共”的说法而刻意回避历史的情况仍然存在。
曾传递捉蒋消息的电台
2006年，西安事变70周年时，涂胜华接到原周恩来办公室主任童小鹏的儿子童丹宁打来的电话，让他代表涂作潮家属参加纪念活动。尽管涂胜华建议邀请原西北军交通处处长黄念堂少将之女黄公芬参加这次活动，但是主办方还是没有能邀请到。
涂作潮曾在《木匠的回忆》中回忆道，1936年秋，为了加强延安与西安的通讯联系，他奉命前往西安，化名蒋贵庭，住在东大街的西京饭店。
当时，他奉中共驻东北军党代表刘鼎之命，先后装配了一部5瓦发射功率的小型电台、一部5瓦发射功率的交直流两用小型电台和一部发射功率为100瓦的大电台。在做100瓦大电台时，由于211型号真空管、滤波电容器、滤波扼线圈、天线、安培表等零件在西安买不到，涂便开列单子，承诺解决货源的刘鼎说，会派人乘飞机到上海去买。
而西北军交通处处长黄念堂少将之女黄公芬则几次提及，当年她父亲在1937年2月2日遭杀害的罪名之一，是倒卖电讯器材。
涂胜华查阅了西安事变前后涉及东北军和西北军的资料，没有找到倒卖电讯器材的记载。他推测，可能刘鼎并没有跟涂作潮说实话，实际上那些器材并不是来自上海，而是就地取材，从东北军、西北军中给弄来的。
而那部交直流两用机则在西安事变中救了急。那天，刚好西安停电，这部电台便由汽车电瓶供电，将捉蒋的消息发到洛川，再由洛川转发到陕北。
来参加纪念活动的，还有西安事变时的报务员林青之子林克华。
纪念活动之前，林青之子来到涂家，给他带来了一件珍贵的礼物：那台100瓦电台的正面和打开后盖的背面照片。“哎哟，喜出望外！”涂胜华说。两张照片上都留有题字：“1937年初摄于七贤庄”“1962年补记”，是林青的笔迹。
拿到照片后，涂胜华的哥哥、毕业于上海无线电工业学校的涂延华按原比例仿制了模型，摆放在涂作潮陈列室里。
永不消逝的遗址
1995年，涂胜华探访了父亲当年在上海的3处居所：赫德路（今常德路）572号、威海卫路（今威海路）338号和新闸路1520号，并拍下照片。
其中威海路旧址，就是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里李侠暗夜发送电报的地方。李侠的原型是中共地下工作者李白，是涂作潮的徒弟。
涂胜华记得小时候在上海时，李白的妻子裘慧英常来家里看望他父母，并尊称他们为蒋师傅、蒋师母。彼时，李白已牺牲多年。
1937年元旦前夜，涂作潮受李克农指派，化名蒋林根，从西安前往上海，参与上海秘密电台的重建。他在赫德路572号租了一个门面，对外挂出了“恒利无线电修理公司”的招牌。
1939年冬，涂作潮受命收李白为徒，以使之成为一个能收能发又能装配能修理的全能无线电机务员。他停办“恒利”，与李白在威海卫路338号租了两间店面，办起了“福声无线电公司”。
在此期间，涂作潮发明了一种无形收报机，即在普通收音机里临时安置一个简易的活动装置——两个小线圈，以代替收报机的固定器件——差频振荡器，并将发报机的功率从100多瓦降低至7瓦。
正是这个装置，曾救了李白一次。1942年9月15日，李白在前来抓捕的日军进门之前，以最快的速度取下这两个小线圈扔掉，发报机顿时变身为普通收音机。
日军的电讯专家认为，只有发报机，没有收报机，不足以成为使用电台的证据。而且发报机功率只有7瓦，并不具备向延安发报的能力。被捕8个月后，李白被保释。
新闸路1520号，则是涂作潮为安全起见，1942年搬去的新址。
如今，这3处旧址都已不复存在。
所幸在被拆掉之前，涂胜华已拍下照片，收藏在涂作潮陈列室里。其中，威海路旧址，涂延华还按20：1的比例制作了模型，涂胜华则在旧址拆除前后并保存了前门与后门的门牌及4块砖头。
为普通人立传
涂作潮陈列室里，还记录了许多他认为值得记录、却被历史有意无意忽视的人。
陈列室的第一间，收藏了何叔衡之侄何量澄的遗像、族谱和事迹。
据涂胜华查到的《中国共产党上海组织史资料》显示，何量澄1924年到1925年间是中共上海市委杨树浦支部的支部书记，彼时涂作潮为组织委员。何量澄1925年参与领导五卅运动时病逝，但死后却没有被写入烈士名录，他的遗孀和后人至今还没有享受应有的优抚待遇。
另一位，是参与中共第一部电台制作的柳中。涂胜华用了10年时间，想尽各种办法，最后才辗转找到柳的后人。陈列室里也有柳后人提供的照片等资料。
“查清这些人的踪迹，涂作潮的历史才算完整。来龙去脉如果不清楚，只突出涂作潮一个人，只能留下历史的笑柄。”涂胜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陈列室里有一张北京21路公交售票员程淑珍的照片，并附有简介。文革时期，涂作潮被造反派打残，行动不便，上公车时常受到这位好心售票员的搀扶。40年后涂胜华历经周折，终于找到程淑珍后人，得到她的生辰年月与照片，呈现于陈列室。
北京医院的医生冯而娟，在文革期间，明知眼前的病人有政治问题，仍然替涂作潮开了两周的住院条。30年后，涂胜华拿着当年的诊断书在上海愚园路找到了她，致以谢意。
涂胜华说，这些人今日可能无缘于官方的纪念场所或史书文献，但是，至少在这由一间扩充为十间的并不宽敞更谈不上豪华的涂作潮陈列室中，他们应该有一席之地。至少，涂作潮的后人应该铭记这些滴水之恩。★
2011年12月24日，涂胜华在北京寓所。摄影/王磊
1996年12月31日，罗青长（中坐者）参观涂作潮陈列室。后排左起为涂胜华、张云琴（涂作潮大儿媳）、何鼎钦（涂作潮在上海密台时期的战友何建楚的儿子、何梦雄烈士的侄子）、涂林方（涂作潮长子）、聂万英（国家安全部工作人员）。
简单寒暄后，他驱车带我们去河北燕郊的西柳河屯村，参观他父亲涂作潮的史料陈列室。同行的两位老人，一位来自国防部外办，一位来自军控协会。
2005年，涂胜华在燕郊置地，开办了“涂作潮陈列室”，如今已发展成10间满满当当的展室，里面收录了他20余年来在大陆各地以及远赴俄罗斯、台湾等地搜集的资料，甚至有来自旧货市场、拆迁现场的旧物，共1400余件，共计花费约200万元。
几年间，涂胜华常常来往于北京和燕郊两地，充任起从陈列室设计师、美工、油漆工、木工，到资料员、讲解员、接待站站长、陈列室馆长等各种角色。
据涂胜华统计，自1994年开始，这个从其北京木樨地住所开始的陈列室至今共接待参观者500余人，包括来自国家安全部、总参等部门的官方人员，两岸的研究学者，以及和他有生意往来的各国朋友。
更多的则是老革命的后代，包括毛泽东之女李敏、李立三的妻子李莎、李富春蔡畅之女李特特、刘伯坚之孙刘智源（前总理李鹏的女婿）、瞿秋白之女瞿独伊等。中调部前部长罗青长也曾来过。
罗青长来的那天是1996年12月31日，北京大雪。他进门第一句话是：今天是涂老的周年。
“我当时愣了，12年后，他记得这么清楚！”涂胜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一个老人的逝去”
办这个陈列室的缘起，是涂胜华想为父亲写一篇纪念小文。
1985年元旦前一天，涂作潮过世，享受副部级待遇。《人民日报》1月22日刊登讣告，称他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后来的媒体称他是“谍海神工”。
作为涂作潮最小的儿子，涂胜华想亲自写篇文章，纪念父亲。
“我很清楚，要用档案说话，而不是形容词、副词说话。用事实和史实，而不是感受。”拥有社科院英文新闻采编专业硕士学位的涂胜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他住在父亲涂作潮生前居住的木樨地部长楼中，四室两厅的旧屋子里，客厅被一架钢琴占去大部分空间。
当时，他辞了职，自己做生意，时间上相对自由。他开始寻访父亲当年的战友或他们的遗孀、后代。“一个老人的逝去，有如一座图书馆的灭失。”这是他当学生时，记得的一句英国成语。
最早对父亲的秘密工作有印象，是他6岁时。1956年，涂作潮在审干期间写完自传。涂胜华看见他先用紫药水抄写一遍，又在白色瓷盘中融入果冻，再将紫药水写的原件扣在果冻上，成印刷版，以此方式连续复制了5份。
父亲后来在日常生活中无意间流露的一些言语和行为，常常让涂胜华感到惊讶。
邻居忘带钥匙，父亲像蛇一样从邻居家的气窗穿过，无声落地，开了锁；文革时，几十个造反派来抄家，父亲手持10多斤的铁棒，一脸杀气，一跃跳到一米多高的蜂窝煤棚的顶上，与造反派对峙。
文革期间，常常有人来找父亲调查党内叛徒特务的问题。少年涂胜华觉得非常惊讶：原来父亲认识这么多大人物。他一度甚至怀疑，父亲真的有问题，“不然他的官位怎么这么低”。
解放后，涂作潮只担任了上海重工业二局技术处副处长。1959年学习庐山会议决议，涂作潮发言1小时40分，提出不同意见，当即被定为反党分子，开除出党；1964年经周恩来过问，恢复党籍，调四机部休养。
也是在这期间，涂胜华开始对父亲的一生有了新的认识。1969年，涂作潮被造反派殴打致残，此后所有的检讨书、申诉信件，都由涂胜华代笔。“没有比在自己为之奋斗终身而取得的政权下坐牢更为痛苦的事情了。”这句布哈林被害前口授给夫人的遗嘱，最能让涂胜华体会到父亲当时的心情。
本来只想为父亲写一篇纪念小文，却渐渐欲罢不能，涂胜华开始四处寻访、搜集资料。同时，他开始恶补党史，订了国内几乎所有的党史报刊，并与党史学者建立联系。
神秘的苏联特工训练学校
1991年，前苏联部分档案解密。他开始与俄罗斯驻华使馆人员通信，并提供了父亲的俄文名字“沃罗达尔斯基”，和他在东方大学的学号2712。后来俄罗斯使馆提供了十几页的相关档案。这就像暗夜里的一道亮光，让涂胜华非常激动。
他开始借助各种关系，查找父亲在俄罗斯的档案，从俄罗斯共产国际档案馆、当代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俄罗斯军事档案馆等地，共找到跟父亲有关的资料207页。
对于在苏联学习的这一段，涂作潮自传中只有简要记载：1925年11月进入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1927年夏天开始接受军事训练。
1928年6、7月份，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近郊召开。涂作潮作为旁听代表，向中央呈递了3份请求尽早回国参加武装斗争的报告，里面都提到，希望能尽快掌握毒气、火药和炸弹技术。时任中共中央军事部书记的周恩来在其中两份报告上分别做了批示：“留下学习待讨论”和“待决”。
另有一份档案则提供了涂作潮的去向：1928年10月26日，经共产国际同意，由中共选派6名学员，秘密学习无线电技术，女生不宜。涂作潮以首选列入名单。
为了掩护这次调动，1928年11月6日，共产国际向东方大学发了假调令：调沃罗达尔斯基同志去列宁格勒托尔玛乔夫军事学院学习。
真实情况是，涂作潮与刘牺吾、宋廉和覃显犹去了列宁格勒伏龙芝军事通讯联络学校，学习无线电技术，为期11个月。
据涂胜华所了解的情况，成立于1924年的伏龙芝军事通讯联络学校一直处于绝密状态，直到1974年，苏联方面才公开承认列宁格勒有那么一所学校。
在查找档案的同时，涂胜华还四处寻找与父亲同时入学的另外3人的下落。他只从涂作潮自传里看到，宋廉1931年开了小差，下落不明。
1996年，涂胜华找到了曾在列宁格勒东方学院任教的李一凡老人。李回忆，刘牺吾与他都曾被流放西伯利亚，1937年刘在流放期间死去。
为寻找覃显犹（外号“小广东”）的下落，涂胜华几乎查遍广东每个县市的党史办。2006年前后，才偶然得知其为广西武威人。他多方寻找到了覃显犹之孙覃任华，得知覃显犹多年前已在加拿大去世。
清明前夕，涂胜华汇款给覃任华，请他代为祭扫覃显犹的墓。不久后，他收到覃寄来的祖父照片。此照片现存在涂作潮陈列室。
赴台调查“张辉瓒谈判”
1981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在中南海小礼堂开会。原中央特科的李强、吴克坚、刘鼎、曾三等人都到会，涂胜华陪同轮椅上的父亲也参加了会议。
会议快结束时，原中央特科通讯科科长李强说，今天木匠（涂作潮代号）没说话，有两件事必须记下来。一是木匠曾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去谈判张辉瓒的事，第二件事，木匠收过一个徒弟李白，是《永不消逝的电波》里李侠的原型。
张辉瓒一事，涂胜华自年少起就有深刻印象。
文革开始后，15岁的涂胜华要出京串联。父亲对他说，如果到江西南昌，城东30里有个城岗村，找一个叫魏朝鹏的人，“他是我的救命恩人”。
1930年3月，涂作潮奉命从苏联回国，在上海的中央特科担任机务员。年底，红军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国民党中将师长张辉瓒被俘。国民政府向中共中央开出了不杀张辉瓒的交换条件，涂作潮和红军代表李翔梧受命作为谈判代表赴江西。他们将谈判协议拍照，随身携带,并为安全起见，换上了国民党制服。
1931年2月初，他们抵达南昌，却在当晚发现张辉瓒已经人头落地。他们当即将底片曝光，立刻撤离，在一个雨夜行至南昌城东的城岗村，得当地乡绅魏朝鹏搭救。魏还冒险护送他们至沪，三人互换金兰帖。但此后再未相见。
可惜，那次串联，涂胜华没去江西。
1995年，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一位教授特意托南昌籍学生万林艳，帮涂胜华寻人，几经辗转终于找到魏朝鹏的后人。
原来早在1951年土改期间，魏朝鹏被打成恶霸地主，“搭救两名国民党军官”也成为其罪状之一，不久去世。
找到魏家后，涂胜华给去世40多年的魏朝鹏送了一块谢恩匾，魏家后人将内容刻在了老人的墓碑上。多年后，魏家祖坟面临拆迁，涂花了几百块钱将墓碑运到北京，收藏在自己的陈列室中。
2011年8月，涂胜华去台湾查档案，花了一周的时间，跑遍了国民党党史馆、“国立图书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国家历史档案馆”和“法务部调查局”（前身为中统）。
到台湾“法务部调查局”查档，必须有人推荐，说明理由，并写明研究成果。涂胜华找了台湾中央研究院的陈永发研究员和余敏玲教授推荐，理由是“研究1949年以前的国共关系”，成果一栏写：涂作潮陈列室，收展档案和实物1400件。
尽管此行没有发现涂作潮的任何资料，也没有看到与张辉瓒之国共谈判有关的任何信息，但是涂胜华认为，这种没有“记录在案”却说明了时至今日，为了坚持“坚决剿共”的说法而刻意回避历史的情况仍然存在。
曾传递捉蒋消息的电台
2006年，西安事变70周年时，涂胜华接到原周恩来办公室主任童小鹏的儿子童丹宁打来的电话，让他代表涂作潮家属参加纪念活动。尽管涂胜华建议邀请原西北军交通处处长黄念堂少将之女黄公芬参加这次活动，但是主办方还是没有能邀请到。
涂作潮曾在《木匠的回忆》中回忆道，1936年秋，为了加强延安与西安的通讯联系，他奉命前往西安，化名蒋贵庭，住在东大街的西京饭店。
当时，他奉中共驻东北军党代表刘鼎之命，先后装配了一部5瓦发射功率的小型电台、一部5瓦发射功率的交直流两用小型电台和一部发射功率为100瓦的大电台。在做100瓦大电台时，由于211型号真空管、滤波电容器、滤波扼线圈、天线、安培表等零件在西安买不到，涂便开列单子，承诺解决货源的刘鼎说，会派人乘飞机到上海去买。
而西北军交通处处长黄念堂少将之女黄公芬则几次提及，当年她父亲在1937年2月2日遭杀害的罪名之一，是倒卖电讯器材。
涂胜华查阅了西安事变前后涉及东北军和西北军的资料，没有找到倒卖电讯器材的记载。他推测，可能刘鼎并没有跟涂作潮说实话，实际上那些器材并不是来自上海，而是就地取材，从东北军、西北军中给弄来的。
而那部交直流两用机则在西安事变中救了急。那天，刚好西安停电，这部电台便由汽车电瓶供电，将捉蒋的消息发到洛川，再由洛川转发到陕北。
来参加纪念活动的，还有西安事变时的报务员林青之子林克华。
纪念活动之前，林青之子来到涂家，给他带来了一件珍贵的礼物：那台100瓦电台的正面和打开后盖的背面照片。“哎哟，喜出望外！”涂胜华说。两张照片上都留有题字：“1937年初摄于七贤庄”“1962年补记”，是林青的笔迹。
拿到照片后，涂胜华的哥哥、毕业于上海无线电工业学校的涂延华按原比例仿制了模型，摆放在涂作潮陈列室里。
永不消逝的遗址
1995年，涂胜华探访了父亲当年在上海的3处居所：赫德路（今常德路）572号、威海卫路（今威海路）338号和新闸路1520号，并拍下照片。
其中威海路旧址，就是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里李侠暗夜发送电报的地方。李侠的原型是中共地下工作者李白，是涂作潮的徒弟。
涂胜华记得小时候在上海时，李白的妻子裘慧英常来家里看望他父母，并尊称他们为蒋师傅、蒋师母。彼时，李白已牺牲多年。
1937年元旦前夜，涂作潮受李克农指派，化名蒋林根，从西安前往上海，参与上海秘密电台的重建。他在赫德路572号租了一个门面，对外挂出了“恒利无线电修理公司”的招牌。
1939年冬，涂作潮受命收李白为徒，以使之成为一个能收能发又能装配能修理的全能无线电机务员。他停办“恒利”，与李白在威海卫路338号租了两间店面，办起了“福声无线电公司”。
在此期间，涂作潮发明了一种无形收报机，即在普通收音机里临时安置一个简易的活动装置——两个小线圈，以代替收报机的固定器件——差频振荡器，并将发报机的功率从100多瓦降低至7瓦。
正是这个装置，曾救了李白一次。1942年9月15日，李白在前来抓捕的日军进门之前，以最快的速度取下这两个小线圈扔掉，发报机顿时变身为普通收音机。
日军的电讯专家认为，只有发报机，没有收报机，不足以成为使用电台的证据。而且发报机功率只有7瓦，并不具备向延安发报的能力。被捕8个月后，李白被保释。
新闸路1520号，则是涂作潮为安全起见，1942年搬去的新址。
如今，这3处旧址都已不复存在。
所幸在被拆掉之前，涂胜华已拍下照片，收藏在涂作潮陈列室里。其中，威海路旧址，涂延华还按20：1的比例制作了模型，涂胜华则在旧址拆除前后并保存了前门与后门的门牌及4块砖头。
为普通人立传
涂作潮陈列室里，还记录了许多他认为值得记录、却被历史有意无意忽视的人。
陈列室的第一间，收藏了何叔衡之侄何量澄的遗像、族谱和事迹。
据涂胜华查到的《中国共产党上海组织史资料》显示，何量澄1924年到1925年间是中共上海市委杨树浦支部的支部书记，彼时涂作潮为组织委员。何量澄1925年参与领导五卅运动时病逝，但死后却没有被写入烈士名录，他的遗孀和后人至今还没有享受应有的优抚待遇。
另一位，是参与中共第一部电台制作的柳中。涂胜华用了10年时间，想尽各种办法，最后才辗转找到柳的后人。陈列室里也有柳后人提供的照片等资料。
“查清这些人的踪迹，涂作潮的历史才算完整。来龙去脉如果不清楚，只突出涂作潮一个人，只能留下历史的笑柄。”涂胜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陈列室里有一张北京21路公交售票员程淑珍的照片，并附有简介。文革时期，涂作潮被造反派打残，行动不便，上公车时常受到这位好心售票员的搀扶。40年后涂胜华历经周折，终于找到程淑珍后人，得到她的生辰年月与照片，呈现于陈列室。
北京医院的医生冯而娟，在文革期间，明知眼前的病人有政治问题，仍然替涂作潮开了两周的住院条。30年后，涂胜华拿着当年的诊断书在上海愚园路找到了她，致以谢意。
涂胜华说，这些人今日可能无缘于官方的纪念场所或史书文献，但是，至少在这由一间扩充为十间的并不宽敞更谈不上豪华的涂作潮陈列室中，他们应该有一席之地。至少，涂作潮的后人应该铭记这些滴水之恩。★
2011年12月24日，涂胜华在北京寓所。摄影/王磊
1996年12月31日，罗青长（中坐者）参观涂作潮陈列室。后排左起为涂胜华、张云琴（涂作潮大儿媳）、何鼎钦（涂作潮在上海密台时期的战友何建楚的儿子、何梦雄烈士的侄子）、涂林方（涂作潮长子）、聂万英（国家安全部工作人员）。